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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和先行者
news.sciencenet.cn 2015-9-25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和先行者
——记三位京师大学堂的西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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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弘
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就是要以崭新的西方视角来审视和批判传统的中国文化，以及用西方最新的理论来改造落后的中国社会及思想观念。然而，只当过两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肯定不能算是最早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洋先生”请到中国来的人，因为他本人并不精通西学，既未编写过相关的教材，也未亲自执掌过教鞭。胡适、陈衡哲和鲁迅等人也不能算是最早在国内宣传和推广白话文的人。因为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众多的西方传教士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将《圣经》翻译成了各种不同的文体，包括连小脚老太太都能够理解的白话。为了便利不识字的普通民众学会阅读和理解《圣经》，西方传教士们还精心研究了中国各地的方言，并且创造出多种可以代表各地方言的拉丁拼音文字。所有这些都为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似乎也不能够完全归功于蔡元培，后者在1916年末才开始执掌北大，而此时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始，并且很快就如火如荼，席卷全国。笔者认为戊戌年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丁韪良和其他几位西教习在这方面的贡献更值得我们今天来追溯和反思。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堪称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端。身为西学总教习的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一手制订了京师大学堂的西学课程，后者不仅包括了英、法、德、俄、日等五门外语，而且还包括了《万国史》《格物学》、各国海陆军政史、体操课等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课程。其中学生必修课 《万国史》门下的《泰西各国史》不仅追述了“民主”概念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社会的演变，而且还具体介绍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美国的共和制等西方各国不同政体之间的区别。这些内容对于大清帝国“走向共和”及在民国初年推行宪政均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丁韪良本人对于自然科学也有很深的造诣。早在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期间，他就亲自编写了八卷本的理科教材，《格致入门》（1875）和《增订格致入门》（1889），在书中收入了西方最新的自然科学理论和成果。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后，丁韪良在百忙中又再次修订了《重增格致入门》（1899），在书中增添了电报机的发明和原理等一些西方最新科技成果。丁韪良还是一位资深的汉学家，对于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作品、三大宗教和教育制度等诸多方面均有精深的研究。在《认字新法常字双千》（1863）一书中，他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依据，进一步确定了汉语中最常用的两千多个常用字，并采用四字一组的编韵法将这些字汇编成基督教歌谣，以便于记忆。他还采用拆分汉字偏旁的方法，将这些常用字进行分解，以解释它们的含义和读音。众所周知，构成白话文的正是这样的一些常用汉字。《中国的传说与抒情诗》（1912）收录了丁韪良翻译和创作的诗歌作品，是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学者和译者之一。
曾经有人认为，丁韪良所亲自挑选的京师大学堂西教习班子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帮不学无术的传教士。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假如我们能够以客观的态度来进行考察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中间不乏真正的学者和科学家，而且有的还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秀耀春早在1876年3月就来到了中国。经过为期7个月的语言培训，他便与另一位传教士一起踏上了巡回布道的长途旅行，从镇江出发，途经南京、安徽、武汉，最终到达了山西太原。当时山西正闹严重的旱灾，他立足未稳，便积极地投身于当地的赈灾工作，为此他还染上了伤寒。病愈后被迫退回了武汉。上述传教经历使他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和了解中国社会，而秀耀春本人也喜欢并善于看书写作和钻研问题。在1890年召开的全国传教士大会上，他曾应邀宣读了一篇自己撰写的论文《中国的秘密会社》。1892年，他由于在信仰上发生了一些改变，便退出了英国浸礼会，并且撤离了中国。
1897年，他再次回到中国，并应邀成为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一名专职翻译。当时另一名英国学者傅兰雅刚刚从那儿离开，被聘为美国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教授，但他在1897~1903年间还是会每年抽一段时间，返回上海译书。因此，秀耀春跟傅兰雅还曾经同过事。1898年，丁韪良为即将开学的京师大学堂挑选西教习时，首先就想到了他。同年12月14日，秀耀春在亚洲文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中国文学》的长文，全面地介绍了他所知道的中国文学概况。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最早以西方的视角来概述中国文学的一篇专文。
裴义理跟丁韪良一样，也是美北长老会的传教士。他毕业于美国的康奈尔大学，是名校的优等生。1890年，他受美北长老会的派遣来华，主要是在苏州一带从事传教活动。1898年他被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时，已经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八年。他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期间颇受学生们的欢迎，丁韪良对他的评价也很高。但是他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贡献还是在他离开了京师大学堂之后才真正开始显现出来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学科强项是农科，裴义理的长处也在于此。他于1911年发起成立了中国义农会。1914年他又在南京的金陵大学创办了农科，成为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这一专业领域的创始人。他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农业技术，组织师生们到农村去进行实地调查，并在南京紫金山上大规模垦荒造林，改善山上的植被条件，开启了中国现代农业文化的一个新时代。
在21世纪的今天纪念和反思新文化运动，我们对于上述三位京师大学堂西教习的事迹难以忘怀。秀耀春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为了救助一批中国教徒而殉难，为践行“德先生”的民主理念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裴义理为了在中国农业领域中扩大“赛先生”的影响而无怨无悔地奉献出了自己一生的精力。丁韪良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预言虽已部分得到兑现，但为了最终实现这一崇高目标，我们今天仍需加倍的努力。（作者系浙江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5-09-25 第5版 影响)
《通往北京的道路》，庄秋水等著，万卷出版公司2020年4月第一版
《通往北京的道路》所写的五位主人公赫德（英）、丁韪良（美）、莫理循（英/澳）、威妥玛（美）、司徒雷登（美），就是“千年一变”的见证者、参与者。
五位西人中，最先来到中土的是丁韪良。作为传教士，第一次鸦片战争十年后，丁于1850年6月来到中国宁波。此时的宁波，因《南京条约》的签订，与其他四座城市（广州、福州、厦门、上海），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随着丁的传教，特别是随着丁对中国政治的高度关注、积极参与，以译员、以教学，逐渐地走进帝国的政治中心（光绪帝亲授二品顶戴），他在同文馆和后来的京师大学堂教授西学，如《通往北京的道路》中所述：“这个固执的美国人怀抱着最热切的梦想，一心要以科学和教育改变中国。”丁韪良是当时来华传教的众多传教士中，获得官方和民间认同较多的一位。
生于英殖民地澳大利亚、后就读于英国的莫理循是到中国的第一个外国记者。莫理循以记者的身份和才能，经常能够洞悉到别人看不到的变化，最后成为袁世凯的座上宾，成为早期民国政府的政治顾问。以记者身份进入中国政府最高决策层，这是极为罕见的际遇。
威妥玛同样是中西碰撞和交流大潮中的弄潮儿。与较为温和的丁和莫不同，威妥玛显然是另一种性格。威不是像丁、莫那样以个人的身份，而是以英帝国外交官的身份来到中国的。威深知清帝国的色厉内荏（威氏说“所谓中国君临天下之说就是一陈词滥调”），又深知中国的文化教育科学国防等诸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泰西，对大清官员往往盛气凌人。显然，冲突在所难免。威的故事，最让后世惊奇的是，一个职业外交官，竟是在中国通用了近一百年又启发了汉语拼音的“威氏音标”的发明者。
《通往北京的道路》中，赫德与司徒雷登是中国近现代史最绕不过去也不能绕过去的两位西人。前者，创建了中国现代化国家制度之一的海关，后者创建了燕京大学。《通往北京的道路》站在历史的高度，还原这两人的历史事迹，尤其是对推进中国从旧文化、旧制度向新文化、新制度转变过程中，两人的贡献。
——刘火《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5月13日 18 版）
丁韪良论“中国的文艺复兴”
Title: Dīngwěiliáng lùn “zhōngguó de wényì fùxīng”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on “China’s Renaissance”)
Author(s): Huang Qiusuo 黄秋硕;
Journal: Fújiàn Lùntán (rénwén Shèhuì Kēxué Bǎn)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Fujian Tribune)
摘要：京师同文馆美籍教习丁韪良作为晚清"同治中兴"时期文化教育变革的参与者,第一次从历史、现实与发展趋势的综合分析视角,为同治新政"定性",将其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重视丁韪良《中国的文艺复兴》之作品透析,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该作品在西方汉学史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学术价值与意义,亦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美国汉学家与晚清改革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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