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山：世界秩序变革中的“全球南方”——基于历史发展的视角
摘要：“全球南方”一词近来风靡全球，受到各方关注。准确认识“全球南方”的概念源起、历史背景以及与当今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有助于客观评估其在国际治理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当今，世界秩序处于急剧变革的“关键时刻”。在国际格局中一直处于较弱地位的全球南方正在努力争取自身应有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全球南方在为公平正义的国际关系和自身利益斗争的过程中应尽量保持团结一致，以期在未来国际事务和国际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全球南方 77国集团 全球北方 资本主义的形成 大西洋体系 国际话语权
李安山：世界秩序变革中的“全球南方”——基于历史发展的视角_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cssn.cn)
引言 2015年，《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获美国史学界最高奖项班克罗夫特奖。哈佛大学教授斯文·贝克特通过棉花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产业描述了贯穿五大洲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并以“重回全球南方”作为总结性一章的标题。2018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题为《开拓一条超越国界的道路：全球南方》的报告。2020年，第一本从全球南方的视角分析国际关系的教科书《全球南方视角下的国际关系学：不同的世界》出版。2022年，全球南方主导的金砖国家GDP首次超过全球北方的七国集团。2023年8月，约翰内斯堡金砖峰会的主席国南非提出“金砖”的目标是“推进全球南方的议程”；在2023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和10月的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上，全球南方也成为重要话题。2023年11月1日，约瑟夫·奈撰文《什么是全球南方？》，认为“这个词更像是一个政治口号，而不是对世界的准确描述。”看来，由美国左翼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lesby）1969年首次使用的“全球南方”一词已然风靡全球，受到各方热捧。本文将基于历史发展的视角，从概念溯源、发展脉络、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在本文中与“西方世界”等同）的关系、全球南方的内部合作四个方面，阐述世界秩序变革中的全球南方这一议题。笔者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关键时刻”，在国际格局中较弱的全球南方正在崛起，只要立场一致、目标一致、团结一致，全球南方将在国际事务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全球南方的概念溯源 本文涉及两个概念，一个是“世界秩序”，另一个是“全球南方”。这里用事实简要地演绎一下。两件近期发生的事情将以上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一是孟加拉国独立研究人员哈菲朱尔·拉赫曼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全球南方愈加反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是因为忧虑而不是野心》一文，标题十分明显地将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二是席勒研究所的迈克·比灵顿（Mike Billington）与美国著名外交家、中国问题专家傅立民交流中表达的观点。比灵顿指出：“你注意到全球格局发生了彻底变化，金砖国家现在团结起来反对英美国家和北约的战争政策和制裁政策，而基本上整个全球南方都在公开加入或至少与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合作，并打破美元在世界贸易上的霸权。”这里的“全球格局”与本文中的“世界秩序”意思相近。傅立民对世界秩序中的“欧洲-大西洋霸权”作了明确阐释：“五个世纪的欧洲-大西洋霸权已经结束。美国是欧洲殖民主义的继承者，日本殖民主义也见证了其帝国的边缘崩溃。圣地发生的事件就是一个迹象——一个暴力的迹象。乌克兰战争是另一个迹象。” “南方”这个地理概念被赋予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含义，用来指代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南部和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并从全球发展的角度与“北方”即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北部的发达国家相对应，成为在世界秩序中处于劣势的国家的代名词。“全球南方”的含义宽泛，可粗略界定为非西方国家或群体。A·G·马勒认为“全球南方”具有三个定义。首先，它用来指代经济弱势的民族国家，以替代冷战后的“第三世界”。其次，全球南方通过包括富国内部被压迫的人民和南方国家的富人来淡化地理意涵；“全球”一词将南方从“南北”这种一对一的地理关系中解脱出来，突出经济方面的南北差异。第三，反映南方国家基于相似处境的相互认同，代表一种抵抗想象中的跨国政治主体，以对抗代表当代权力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南方”这一名称的流行确实在近期，但作为一个整体，它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被标榜为“人道主义者”的法国哲学家勒南（1823～1892）在1875年出版的《理智和道德的改造》一书中明确表述了欧洲人统治其他民族的意愿：“主宰人类是我们的天职……上天创造出一种劳作的种族——中国人，他们具有绝妙的劳动技巧，而几乎没有什么荣誉感……上天创造出土地的耕作者——黑人。待他们以慈善与人道，则一切就会适得其反。上天创造出了主人和军人的种族——欧洲人。若令这种高贵的种族降低身份像黑人和中国人一样去做奴隶的劳动，他们就会造反。”勒南形象地将两个集团的不同作用突显出来：以“主宰人类”为“天职”的欧洲人——“主人和军人的种族”；“劳作的”和“耕作者”的种族——中国人和非洲黑人。中国人和黑人被划为适合奴隶劳动并受制于欧洲人的种族。他虽然担心这些劳作的人会起来造反，却衷心希望这种由欧洲人主宰世界的理念成为永久现实。殖民时代欧洲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如实地反映了世界秩序中的不平等关系，即后来逐渐形成的南方与北方的关系。 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于对其他地区的统治／剥削和依赖的双重关系。资本主义需要原料和劳力，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即建立在持续了近400年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之上。16～19世纪形成的大西洋经济秩序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最终形成了沃勒斯坦定义的“现代世界体系”。欧美资本主义在这一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并将非洲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为填补禁止奴隶贸易后导致的劳力短缺而形成的亚洲契约劳工制、拉丁美洲的重金属和种植园等因素有机地组合。欧美国家对亚非拉地区的统治建立在帝国主义盛行和殖民主义扩张的野蛮暴力之上。于是，在全球范围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心—半中心—边缘”的相互依赖关系。尼日利亚历史学家伊尼科里对非洲人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贡献进行研究后认为，如果没有16～19世纪大西洋地区商品生产和贸易规模的扩展，就不可能出现18～19世纪前期英国工业革命和19世纪美国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殖民宗主国最早成为“发达”国家，被压迫和剥削国家（民族）的“欠发达”地位也被殖民主义强权确立。 二战后的“欠发达国家”（underdeveloped countries）等称号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以经济发展为标准的国家分类成为惯例。万隆会议是亚非独立国家确立不结盟立场的一次有益尝试。随之出现“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南方”“外围（边缘）国家”“77国集团”以及“全球南方”“新兴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等具有不同内涵的分类。其中，成立于1964年的77国集团（Group of 77）是一个实体，截至2023年1月共有134个成员国。77国集团的宗旨是在国际经济领域内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把持着世界秩序的主导权，但世界在变化。金砖国家的崛起及其在国际局势中不断增强的作用，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与气候变化，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和逐渐加大的技术鸿沟，持续存在并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贫困现象，日益突出的性别问题和代际鸿沟，因跨境移民引发关注的文化认同等因素，与全球化和南北关系密切相连。世界秩序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和现象，“全球”作为形容词来界定“南方”，以缩小对南-北一对一地理概念的误读，增加了对双方经济地位差异的理解。近年来，“全球南方”的意义日益凸显，G7变成了G20，预计到2050年G20将贡献约三分之二的全球经济增长。全球南方成为影响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不仅是西方的拉拢对象，也引发了国际各派政治力量和学术界的关注。 全球南方的内涵也值得注意。全球南方国家／群体存在着各种差别甚至矛盾，但均有被殖民的经历，还具有共同的特征或主张，如国际地位较弱，往往处于大国的控制或影响之下；战略重心在于加快国家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反对全球北方的剥削与扩张，对干预政策特别是美国的制裁极其反感；追求和平，不愿意卷入冲突和战争；秉持不结盟立场，力求独立自主，主张公道正义；认同价值多元化，不强求一种价值观或利益诉求，等等。全球南方占世界陆地面积和总人口的70%以上，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市场广大，资源丰富，还占据许多战略要地。可以说，全球南方在文化、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全球南方的发展脉络 全球南方通常包括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国家。索扎·桑托斯（Souza Santos）认为，全球南方指“那些遭受欧洲殖民主义和／或被全球超级大国边缘化和统治的人民和地方”。这一定义虽然简略，却抓住了全球南方的关键特点。全球南方受到帝国主义的摧残和殖民主义的剥削，为欧美近代工业革命和经济扩张作出了牺牲和贡献。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话语设置，力图用各种堂而皇之的学术观点特别是种族主义理论来论证其统治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正当性，用各种称号在标榜白人种族（国家）的同时贬低其他民族或国家，如“主子民族／奴隶民族”“统治民族／劳作民族”“文明民族／野蛮民族”“先进民族／落后民族”“民主国家／专制国家”等，从而使统治-被统治的关系在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凝固下来。 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质。从早期欧洲与其他地区通商到奴隶贸易，最后通过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到殖民统治的建立。艾里克·威廉斯、贝利和后来的伊尼科里等人对奴隶贸易／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对工业革命的作用给予了应有的关注。斯文·贝克特在描写建立棉花帝国作为通向工业革命第一步的过程时指出，欧洲资本通过暴力掠夺的方式进入亚洲，然后利用自身的军事优势建立起非洲、美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网络体系。“欧洲的资本家和统治者通过多种手段改变了全球网络”，这些手段包括以武力建立的海洋贸易网络、财政军事国家的缔造、金融工具的创新、与其他地区资本家和统治者的联盟、掠夺土地和贩卖非洲奴隶以及种植园的建立等，而推动这一过程的主要因素是“缔造战争资本主义”，“这些变化是通向工业革命的第一步”。然而，西欧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资金和动力来自哪里？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将这种成功描绘为欧洲国家的内在动力。 世界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是：为什么会发生“工业革命”，为什么这场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回答这一问题，一般强调英国的特点或欧洲早期的特有因素，或人口统计学理论，或前现代和工业欧洲之间的连续性，或伴随新世界征服而来的全球分工等。琼斯的《欧洲的奇迹》是其中的典型，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可谓始作俑者。他的早期著述承认15世纪以前西方经济远远落后于近东和远东地区的大多数经济体，却不解释为何这些经济体在16～19世纪被西方经济体超越。库兹涅茨认为西方工业化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人口规模及其流动模式。这种解释现在看来不得要领，其最大弱点是完全忽略国际贸易在促使西方工业化成功中的重要作用，即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利润财力这些支撑英美成功的因素忽略不计。西欧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资金和动力来自哪里？学者逐渐认识到欧洲中心论的缺陷，有人提出英国工业革命得益于其他地区如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历史作用和国际大环境。 国际贸易凸显为英国成功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关键因素（或之一）。这些国际贸易市场主要是指西欧以外的地区，即机制外部。英国资本的主要市场是在亚洲、非洲和美洲，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国际贸易非同寻常，其他西欧和北欧国家的贸易市场也主要在海外。17～18世纪西欧与亚洲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西洋贸易，包括欧洲进口的美洲黄金、亚洲产品特别是纺织品。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欧洲贸易的商品主要来自其美洲殖民地，英国、荷兰和1789年前的法国均是如此。虽然这些欧洲以外的市场在数量上的意义未得到充分重视和研究，但伊尼科里对非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典范：非洲人在英国国际贸易增长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大西洋经济在1451至1870年间得到的发展是在牺牲非洲经济的条件下实现的”。 为了弄清非洲在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方面与英国工业革命的直接联系，伊尼科里深入研究了奴隶贸易的历史原因、运作机制、损失人数和各种后果，并成为这方面的权威。研究表明，非洲为英国工业革命作出的贡献十分突出，跨大西洋商业在英国海外贸易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大西洋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在美洲，跨大西洋的年均贸易从1501年～1550年的128.6万英镑增长到1651年～1670年的797万英镑，随后年均贸易量大增，从1761年～1780年的2190.3万英镑增长到1848年～1850年的8920.4万英镑。英国为获得更多奴隶，挑动内部争斗以获利，并在1750年～1807年间向西非出口49130368磅火药，每年多达847075磅。1790年～1860年间，美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主要来自殖民时期大西洋商业的发展。英国利用海军力量从其他大西洋大国手中夺取了超比例份额，英属美洲用于大西洋贸易的商品产量从1651年～1970年占整个美洲总产量的5%增加到1781年～1800年的50%和1848年～1850年的61%。英国与亚洲的贸易也主要依靠大西洋贸易的利润。英国用美洲黄金购买大量的亚洲产品，又将亚洲产品特别是纺织品输往美洲市场。大西洋商业的数量和价值完全超过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国际贸易，商业年均价值从1501年～1550年的324.1万英镑增长到1848年～1850年的2.31亿英镑，从而形成了以大西洋盆地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中心。 三个必备条件对16～17世纪资本主义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美洲的矿业和种植园的巨大财富积累以及从亚洲和非洲的贸易中获得的巨大财富积累；第二，在西欧以外国际市场的大幅扩张，以及这些市场（包括巨大的亚洲市场和美洲的种植园劳动力市场）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第三，在原始积累基础上逐渐强大的资产阶级通过革命掌握了国家政权，可以为他们提供法律和权利，从而整个国家机器可调动更多力量进行殖民主义冒险，为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服务。这里应该补充一点。第一个条件中应加上人力资本即非洲奴隶作出的巨大贡献。此外，在解释资本主义崛起和扩张时应注意两点：一是不宜过早强调雇佣劳动的作用，因为这种制度是伴随产业资本主义而产生的劳动制度，此前并不常见；二是武装力量在资本主义扩张特别是殖民统治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性。 1800年，英国的进出口商品价值量在国际贸易总价值量中仅占3%，到19世纪中期，英国港口的进出口商品价值量几乎占到全部国际贸易总价值量的四分之一，英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第二章“建构自由主义国家：1815～1830年”中指出，英国加大国内投资力度，使得它和欧洲邻国之间在工业生产上的差距日益扩大，在其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继续保持它在世界贸易（即同西北欧国家以外地区的贸易）中的支配地位。当然，这还需借助于其他因素，包括被斯文·贝克特重点描述的“战争资本主义”。美国工业化离不开奴隶制度，奴隶种植的棉花是美国日益增长的工业优势的基础，奴隶劳动同样支撑了美国工业革命。有鉴于此，斯文·贝克特指出：“美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创造了一个全球南方。”19世纪美国北方的工业和南方的奴隶制这两个经济关键部门之间并非竞争关系，而是紧密联系。正如《奴隶制的资本主义：美国经济发展的新历史》的主编斯文·贝克特和赛斯·罗克曼所言：“如果不将奴隶制度置于前沿和中心，就不可能理解美国壮观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他西方国家的历史不尽相同，但依赖国际贸易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财富资本和经济贸易的事实基本一致。 斯文·贝克特指出：“在19世纪，欧洲人一次又一次把赌注压在战争资本主义的功效上……战争资本主义似乎是一个巨大而坚不可摧的机器，是一个极其有效的争夺利润和权力的机制。”“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进程产生了：一种世界体系。资本主义集中在欧洲是由于殖民主义给予欧洲人一种权力去发展他们自己的社会同时阻碍其他地方的发展。正是这一发展和欠发展的能动性（dynamic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从主要方面说明了现代世界。”“南方”与“北方”的不平等关系由此成型。 然而，构成当今国际秩序的各种重要规则多为联合国建立时所定，相当多的南方国家当时尚未独立。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中亚洲只有9个，非洲国家只有4个（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和南非），而现在亚洲有39个成员国，非洲有54个成员国。相当多的国家没有参与这些规则的制定。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全球北方的利益，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由美国和欧洲国家轮流担任。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全球南方要求对这些支撑着国际秩序的国际规则进行改革，既合理又合法。新的规则将给全球带来真正的繁荣、平等与和平。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认为，2023年全球政治最有意义的趋势之一就是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有影响力。目前，全球南方国家日益加紧在现行国际秩序的各方面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西班牙驻南非大使雷蒙多·罗夫雷多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大角力。它的战场是各种国际峰会，如G20峰会或关于气候变化的缔约方大会。在这些峰会上，很容易看到‘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之间的尖锐对立。这关系到本世纪余下时间的国际社会形态。”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错综关系 在具有良知的社会科学学者笔下的殖民者／被殖民者、白人／有色人、压迫者／被压迫者、剥削者／被剥削者等社会关系中，全球南方处于后者，全球南方代表着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关系中处于不利的一方，受剥削、压迫和歧视的一方，用弗朗兹·法农的话来说，是“全世界受苦的人”。全球南方是相对全球北方即当今西方世界而言的，双方关系既简单又复杂。 首先来看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关系简单的一面。这与全球南方的前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对欧美近代繁荣与资本主义兴起所起的作用直接相关。正是在16～19世纪这400多年，世界贸易在数量上和空间上显著扩大。位于西欧的英国首先完成了从原始积累到工业革命的过渡，并迅速向海外扩张；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奴隶贸易使非洲遭受了极大的摧残，开始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这种不平等关系在殖民统治时期通过西方强权得以固定。法农将这种不平等关系形象地描绘出来。“被殖民的世界是个一分为二的世界。分界线的边境由兵营和警察局标明……殖民者和压迫制度的代言人是宪兵或士兵。”殖民者的城市是灯火辉煌的城市，“吃饱偷懒的城市”，“殖民者城市是白人、外国人的城市”；被殖民者的城市是“声名狼藉的地方”，“饥饿的城市”，“黑人的城市，一座阿拉伯人的城市。”这种地理布局蕴藏着深刻的社会含义：富人与穷人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不平等关系。殖民地的这种分野已经暗示了当今世界秩序中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两个群体的划分：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 伊尼科里通过与西方史学家的学术争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特别是英国为进行资本主义生产以供应国际市场而购买、输送、雇用1000多万奴隶，奴隶贸易使得黑人出现在世界各处。此外，英国人运输并出售由这些奴隶生产出来的产品，这两个方面构成1451年～1870年国际经济业务中很大的份额。由此，16～19世纪的大西洋体系带动了以英国为代表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毫无疑问，大西洋商业的发展最终是英国成功完成工业化进程的核心因素。同样，毫无疑问，非洲人及其后代的劳动使这一时期大西洋商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非洲人为英国的工业革命作出了宝贵贡献。”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原始积累中，欧洲工业化正是建立在美洲奴隶的基础之上。新一代学者将这种互动关联延伸到大西洋地区。其他地区为欧美工业革命作出的贡献亦如是。这些所谓“外围地区”在为欧美作出经济贡献的同时却失去了自身发展的机会，落入被侵略、被瓜分的境地，成为西方殖民统治的牺牲品。殖民地经济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发展极不平衡。前殖民主义时期存在的工业和手工业完全被摧毁。殖民政府不鼓励当地开展工业化和原料加工，注重发展单一经济，带来的后果是其完全依附于宗主国，这种依附关系成为其独立后经济困境的根源。 殖民体系崩溃后，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关系从简单变得复杂。北方的社会发展模式被认为是“唯一模式”。诸多国家采用了北方的政治体制，但效果不理想；其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是对北方前所未有的依附关系。北方对南方负有“文明使命”，南方国家从北方国家获得发展的指令，发展也被定义为通过“现代化”赶上北方国家。更值得注意的是，北方援助款项中往往只有１／３是真正的援助，其余２／３会以各种方式回到援助国。此外，相当一部分援助经费用于支付外国专家的薪金和各种费用，如英国专家平均每人每年需耗费15万美元。这种所谓专家被非洲学者称为“来自捐赠国的输出失业劳工”。难怪战后西方很快形成了一门与发展援助紧密相连的学科领域——发展研究，科研院校纷纷成立相关院系机构以获得资助。这门学问很快成为显学，形成行业，为北方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就业机会。这些北方专家对南方国家的国情毫无概念，根据发达国家经验提供的发展战略不是信口开河就是不着边际，其失败结局不可避免，但这种高昂代价却要由受援国承担。这真是一种成本高昂的援助。 在文化教育方面，南方与北方的关系更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来自南方的精英人士多在北方接受教育，不仅对其价值观顶礼膜拜，其话语权也直接影响着他们。熟悉法语的南方精英如法农的著作引用的是戈比诺、勒南的语录，熟悉英语的人引用的是汤因比或杜威等人，受过德语教育的学者喜欢引用韦伯和斯宾格勒等人。南方学者在北方接受大学或是研究生教育，知识系统、思维方式和引用的资料全部来自北方。欧美的话语权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的主导优势十分明显。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南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正是产生于这种环境，并使得殖民主义体系走向灭亡，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在高科技领域，北方的优势十分明显，也从来不会考虑与南方国家分享并向其转让这些技术，因而南方国家的依附性十分明显。南方国家缺乏相应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而北方对一些南方国家的战略地位十分在意，因此千方百计地诱使大多数南方国家在军事上与自己合作。 从社会人口方面看，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关系更是复杂。根据2007年的全球移民来源统计数据，非洲移民北方国家（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人数约为880万，法国的黑人移民裔群约230多万人，主要来自非洲法语国家和法国的海外领地。阿尔及利亚移民达73万人，其次是摩洛哥人，达67万。他们中有的是在殖民统治时期或非殖民化期间来到法国，相当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移民法国。从某种意义上说，非洲是“脑力外流”最严重的受害者，而北方世界是这种移民的受益者。以非洲和美国的关系为例。美国一直是非洲移民的主要目标国。美国的非洲裔人数在移民结构上的两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他们中很多是近年来移民美国的。第二，在美国的非洲移民裔群受教育程度最高。“非洲，这个世界上受教育最少又最不发达的大陆，却为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提供了受过最高教育的人群。”然而，这一群体的贫困人口比率却高于在北美、欧洲、南美和亚洲出生的居民。这一点充分说明在美国社会，虽然有人权法案等相关法律，但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现象仍将长期存在。这大概也是A·G·马勒所表达的“地理的北方”存在着“经济的南方”的表现之一。 全球南方一直在努力通过与全球北方的对话合作以争取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二十国集团成为一个“连接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国家”的集团，但集团内所谓“平等的伙伴”只是一种口头承诺。印度学者辛格认为“全球南方必须成为二十国集团决策的组成部分”。这种愿望是好的，也是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努力沟通的表现。他认为“将全球南方纳入二十国集团决策还将促进和加速富裕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等方面的伙伴关系，并应对各种全球挑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印度一直在努力使全球南方成为二十国集团的一部分。”然而，欧美国家对世界秩序中的“决策”地位十分在意。美国一直试图保持它的领导地位，对任何可能对其造成威胁的国家都“必欲治之而后快”。西方正将“全球南方”概念工具化即是一例，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外，通过剥夺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来分裂全球南方阵营，以维护全球北方的既得利益与霸权。约瑟夫·奈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全球南方”是误导性术语，其主要价值体现在外交上；“中国是位于北半球的中等收入国家，正在与美国争夺全球影响力，却喜欢将自己描述为在全球南方发挥重要领导作用的发展中国家。”尽管无人认为“全球南方”是地理概念，国家也并非全部位于南半球，但他却从地理上界定此概念为赤道以南的32个国家，并指出中国和印度都位于北半球，还用一些尖刻词语和现存矛盾来描绘全球南方。这并不奇怪。他从来就不是纯粹学者，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这种政客型学者追求的并非真学问，而是国家利益至上。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建立在削弱其他国家实力以保持自身霸权的基础之上，挑拨全球南方内部分裂并制造矛盾即是其老本行。由此可见，全球南方对国际规则的决策权既要在体制内争取，也要对现有秩序进行变革并有所创新。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一种创新的尝试。 欧美虽然在世界秩序中占有主导地位，但对政治独立的南方国家存在各种依赖。首先是对资源性产品的依赖，如刚果地区的各种金属资源，尼日尔的铀矿，尼日利亚、中东和巴西的石油，马来西亚的棕榈油，中国的稀土，智利的铜矿等。其次，南方国家是欧美商品的出口市场。中国、印度、巴西、尼日利亚、南非等国家一直是美国和欧盟国家的主要出口国。中国海关统计，2023年1～8月中国从欧盟的货物贸易进口值已突破一万亿元。再次，南方国家是欧美国家的重要投资地。南方与北方的这种复杂关系想断也断不开。以中美关系为例，中国是美国的最大进口来源国。虽然中美一直在“打嘴仗”，但2022年美国和中国货物贸易总额创历史新记录。2023年上半年中美贸易额有所下降，但中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却直线上升，墨西哥进口中国产品后再出口美国，起到了中美之间的中间商作用。 这种经济关系虽然不平等，但仍然在继续。《棉花帝国》里的一句话形象地描绘了当前“南方”与“北方”的这种不平等关系：“孟加拉国的工人在极其危险的条件下以极低的工资缝制衣服，而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则可以以低得不可思议的价格随意购买这些衣服。”同样，我们可以将孟加拉工人换成尼日利亚工人，将衣服换成石油；或是将孟加拉工人换成牙买加工人，将衣服换成蓝山咖啡。在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中，全球南方国家的境遇颇为相似。全球南方的内部沟通与合作 目前，77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全球南方中除地区组织以外的两个具有实质意义的组织形式（机制）。中国一直支持77国集团的宗旨、原则和活动，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该集团部长级会议，并于1991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筹备会上与该集团首次以“77国集团＋中国”的方式共同提出立场文件，从而形成了“77国集团＋中国”的新合作模式。2023年9月15～16日，以“当前发展面临的挑战：科学、技术和创新的作用”为主题的“77国集团＋中国”峰会召开，并通过了《哈瓦那宣言》。宣言强调，迫切需要对国际金融格局进行全面改革，采取更具包容性和协调性的全球金融治理方式，反对技术垄断等阻碍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的不公平做法，呼吁国际社会为科技发展营造开放、公平、包容、非歧视的环境。宣言重申，各国和有关各方应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共同致力于全球发展和科技发展领域的合作共赢，从而为世界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巨大福祉。宣言还特别强调反对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单方面制裁，这是全球南方释放的团结自强的信号。 金砖合作机制诞生以来不断壮大，西方世界一直将其视为威胁，或渲染金砖五国“对抗七国集团”的博弈，或将其臆想为制衡欧美的全球反西方联盟。然而，金砖国家成立的目的并非与北方国家对抗，而是为改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所作的努力，也是尝试为全球治理提供一种可行的共建共享的方案。2017年，中国在厦门金砖峰会上开创性提出“金砖＋”合作模式，首次提出机制扩员的可能性以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联络。2023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之前，正式提交加入金砖合作机制的书面申请的有23个国家。金砖国家第十五次峰会上，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联酋六国被批准成为金砖合作机制的正式成员。这些国家之所以申请加入金砖机制，是因为这一合作机制是全球南方的主要合作平台，能够反映全球南方国家的诉求。从某种意义上看，金砖国家已成为全球南方的领军者，其影响已超出经济范畴。鉴于金砖国家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国际舆论有时将“全球南方”与“金砖国家＋”等同。这至少说明了三点：一是金砖国家与全球南方在地位、立场、目标等方面的相似性；二是金砖国家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并在全球南方中具有代表性；三是全球北方对于世界秩序正在发生变革的忧虑心情。 全球南方积极参与的另一个机制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合作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数量占全球国家数量的77%，这些国家面积占197个国家总面积的65%，其人口数量占全球人口总量的65%。2023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150余个国家参加。为何全球南方及整个国际社会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如此关注呢？这可以从共建国家的以下基础设施建设成果反映出来：中国-印尼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雅万高铁正式启用。作为印尼和东南亚第一条高速铁路，雅万高铁全长142公里，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雅加达到万隆的时间由过去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多分钟。“一带一路”合作项目还有肯尼亚的蒙内铁路、新贝尔格莱德-苏尔钦段高速公路、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埃塞俄比亚博莱国际机场新航站楼、巴西“电力高速公路”——美丽山特高压输电项目以及马尔代夫连通岛屿的跨海大桥、黑山穿越群山的高速公路、中国-老挝间的中老铁路等，这些都是与沿线老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合作项目。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和150多个国家的一个非常有效和非常有益的双赢计划……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投资，并与其他国家合作，帮助他们发展电网、基本可再生能源、快速铁路、5G技术，铺设道路和高速公路，以及其他许多对口国家真正需要的东西。” 反过来看美国的所作所为。在与全球南方的关系中，战争与制裁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北方惯用的威胁手段。美国前外交官傅立民对美国外交手段的描述很直接：“我们虚张声势，我们威胁，我们恐吓，我们制裁，我们派海军陆战队，我们轰炸，但我们从不使用说服的艺术。”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的说法，美国的现行政策只有实力和因此产生的“傲慢”，随之而来的是战争。“傲慢和军事化”成为一对孪生兄弟。他指出，过去30年来美国一再表现出的“傲慢和军事化”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安全。美国在这些可怕的战争上花费了数万亿美元，“除了暴力、破坏和不断上升的债务之外，这些战争一无所获，它们根本没有让美国变得更安全”。“越来越多的战争反映了这种傲慢”，“这种傲慢意味着美国及其政策制定者认为‘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而不必与任何人谈论它。我们不需要外交。我们只需要我们的军队。’”美国这种无所不在的傲慢针对的是全世界，包括美国的盟友；战争主要用来打击美国的对手。 更为甚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仅巩固和强化不平等关系，还保持着高压姿态，动辄对全球南方国家采取制裁措施。“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南方目睹了美国一种倾向的加剧，那就是将其在金融和（国际）机构中的实力地位武器化，损害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并违反国际规则。”美国财政部2021年10月的报告显示，在过去20年，华盛顿使用制裁手段的情况增加了933%。就连亲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危机组织也承认并提出警告：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使用制裁，但美国这一日益突出的政策工具有时会阻碍冲突的解决。“它们会抑制和平进程和冲突后的恢复，限制和平组织，阻碍谈判，加深冲突各方之间的分歧。”这些制裁针对全球南方国家，如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已持续61年，还一度对同古巴有经贸往来的外国公司实施严厉制裁。普林斯顿大学的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以及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和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the Ichikowitz Family Foundation）等组织的民调结果显示：在全球南方，中国比美国更受欢迎。在中东和北非地区以及非洲，中国比美国更受青睐。“中国全球南方项目”主管埃里克·奥兰德（Eric Olander）也表示，在非洲等地，“中国正在建设基础设施，私营部门的活动非常活跃，其成效有目共睹”。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权，构建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秩序。然而，目前的世界金融体系面临美国金融霸权，这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种霸权迫使其他国家采取有效措施来限制资本非法外流。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货币主权，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应对模式。全球南方诸国开始采取避开美元霸权风险的措施：中国已经与亚洲多国签订了以人民币为主的贸易结算政策，印度与俄罗斯的石油交易用俄罗斯卢布以及其他货币结算，中国和巴西签署用本币进行贸易结算的协议，还有东盟、沙特、伊朗、阿根廷、叙利亚都在行动。这样做并非不想使用美元，而是旨在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卢拉总统表示：“为什么金砖银行不能用自己成员国的货币来提供贷款？我知道大家都习惯了使用美元，但21世纪我们可以做不同的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正计划开发一种替代支付系统。有意思的是，金砖五国都有以字母R为首的货币名称：里亚尔（REAL）、卢布（RUB）、卢比（RUPEE）、人民币（RMB）和兰特（RAND, ZAR）。是否有可能用一种共同货币（R5）来取代美元？不得而知。这种变革可能会促使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降低单一货币的风险，当然也会带来一系列挑战。 200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打造全球南方》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列为“全球南方”国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球南方”国家按购买力计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上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超越。2018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题为《开拓一条超越国界的道路：全球南方》的报告指出，联合国贸发会议一直在为全球南方提供贸易、投资、金融和技术方面的合作，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仅在过去16年中，就有约130个国家受益于贸发会议的技术合作。结构上的弱势国家（如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是贸发会议技术合作的优先受益者。这次报告重点围绕全球南方的内部合作，强调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南南贸易、投资和融资问题的主要挑战和机遇以及确定相关政策；在技术转让和技术创新伙伴关系方面开展南南合作的机会；在“工业4.0”等关键新兴领域开展创新南南合作和伙伴关系的挑战和机遇以及适当的政策，从而更好地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 面对美国政府的制裁武器化和全球南方要求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美国霸权下的单极国际秩序显示出为不断发展的多边主义让路的迹象。”它会自愿让路吗？很难，我们拭目以待。处于世界秩序中较弱地位的全球南方正在崛起，力争自身应有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只要立场一致、目标一致、团结一致，全球南方将在国际事务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余论 世界秩序正处于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a pivotal moment）。美国前外交官傅立民明确表示：“五个世纪的欧洲-大西洋霸权已经结束……这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一个关键时刻。”孟加拉学者拉赫曼也指出：“世界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 事实不断证明了这一点。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乘机将西方盟国整合起来，并希望形成世界反俄联盟。然而，一批新兴国家并未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而是采取独立立场，保持中立态度，呼吁双方以对话解决纠纷。2023年10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15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会，不仅说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深得人心，也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2023年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不顾美国的反对以压倒性票数（120票赞成、14票反对和45票弃权）通过了针对巴以冲突的决议。决议的通过说明国际社会对此次冲突的关注和重视，同时也提醒各国政府在处理类似冲突时需更加注重人道主义和国际法，显示出国际社会对于停止流血、保障平民利益和遵守国际法律的重视。2023年11月2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古巴提交的《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决议草案，联合国193个会员国有190个参与投票，其中187票赞成，美国和以色列反对，乌克兰弃权。决议再次敦促美国终止对古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2023年7月25日，在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王毅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要消除冲突，共建和平；要重振活力，共促发展；要开放包容，共谋进步；要团结一致，共商合作。准确认识“全球南方”的概念源起、历史背景以及与当今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有助于客观评估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随着世界秩序的变革和多中心世界的回归，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受到批判。然而，真正的替代方案何在？一个多中心世界的出现伴随着多元文化以及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将打破以欧洲中心论为特征的人文社会科学，克服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不稳定的二分法，在实践、理解、适应和学习的基础上实现具有辩证批判理论特征的人文社会科学，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全球南方”视角的引入正在成为多个学科新的知识增长点。无疑，这一新视角将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创新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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