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晚期双重事件和幻影世纪?

[复制链接]
查看9281 | 回复1 | 2024-3-22 20:53: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古代晚期双重事件和幻影世纪?



在我以“第一个千年修正主义者”的别名发表在《Unz Review》上的前两篇文章中,我认为我们在公元第一个千年期间欧洲的标准史学的基本结构是不可信的,因为它是建立在大量虚构的叙述和伪造文件之上的。在随后的两篇文章中,我建议这些歪曲影响了基本年表,应该缩短几个世纪。
多少个世纪?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对新的时间顺序范式的探索仍处于实验阶段。Gunnar Heinsohn(阅读 这里这里)已将其提升到一个科学标准,该标准将长期激励未来的研究人员。然而,他关于第一个千年应该缩短到三个世纪的理论可能无法克服所有反对意见。简而言之,海因索恩假设了我们教科书时间线中的两个主要扭曲,一个导致大约三个世纪的延长,另一个导致四个世纪。在这一点上,我的总体印象是,这些扭曲中的第一个是可能的,而另一个只是合理的。换一种说法:海因索恩认为,分布在西罗马帝国古代、东方晚期和中世纪北部早期的事件实际上是当代的。我认为,前两个时间段的当代性(或广泛重叠)比它们与后者的当代性更有力地得到支持。
将奥古斯都时代的西方古代与戴克里先时代的东方晚期古代同步确实很有意义。首先,它解释了为什么君士坦丁堡与其说是罗马的延伸,不如说是希腊文明的独立复兴,对雅典的爱比对罗马的爱更深。希腊化和拜占庭主义之间惊人的文化连续性变得可以解释。
在我之前关于“拜占庭修正主义”的文章下,一位匿名读者留下了以下评论
“波兰独立历史学家阿图尔·拉拉克(Artur Lalak)多年来一直在说,唯一未改变的日历是科普特历法,目前根据该历法,这一年是1739年。我们的日历在 6 至 9 世纪被人为地延长,证据表明各种编年史之间存在矛盾。不幸的是,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没有被翻译成英文。
拉拉克的理论对我来说仍然无法理解,除了他相信每 676 年就会发生一次周期性大流行病(下一次是在 2024 年,正如他显然早在 Covid 19 消息传出之前就预测的那样)。无论如何,我很高兴也很感激地得知,“科普特年是从公元 284 年开始计算的”(维基百科)。科普特人是埃及基督徒,他们和叙利亚的雅各布派一样,坚持一体基督论。尽管在451年的卡尔西顿会议上受到谴责,但即使在君士坦丁堡,一元论仍然很强大。查士丁尼的妻子狄奥多拉皇后(527-565)是单体教会的公开支持者。然而,他们后来遭受的帝国正统观念的歧视导致他们欢迎穆斯林征服者,在他们统治下,他们与东正教基督徒享有平等的待遇,当时被称为梅尔基特人(来自闪米特语词根“国王”,因为他们承认自己是拜占庭巴西勒斯的臣民,正统的捍卫者)。
我们如何解释科普特教会使用比东正教历法短 284 年的历法?标准的解释是,公元 284 年是“戴克里先成为罗马皇帝的一年,他的统治以对基督徒的酷刑和大规模处决为标志,尤其是在埃及”(维基百科)。这听起来像是掩盖了差异的原始原因。不可思议的是,古代的亚历山大教会会从任何其他日期开始计算年份,而不是他们自己对耶稣诞生的计算。无论戴克里先的迫害多么严重,它都极不可能获得比上帝道成肉身年份更高的象征价值,如果我们考虑到教会的历史学家大大夸大了它的严重性,这种可能性甚至会降低。[1]因此,科普特历法可能类似于化石:基督教计算早期阶段的有形证据,在某个不确定的日期延长了大约 300 年之前。
通过设计,这种伪造掩盖了早期基督教运动的真实历史及其激烈的宗派冲突。胜利者(所谓的“大教会”)撰写的史学的主要受害者之一是阿里乌斯主义,这是查士丁尼在第一个千年最长、最血腥的战争之一后被查士丁尼击败的哥特人的宗教。现在围绕阿里安哥特人的谜团与围绕君士坦丁的谜团交织在一起。在他的传记作者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的承认下,君士坦丁死于阿里安,由他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尼科米底亚的阿里安尤西比乌斯洗礼。如果哥特人是阿里乌斯人,那是因为君士坦丁的儿子和继任者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本身就是阿里乌斯人,并派阿里安乌尔菲拉皈依他们。我们怎么能把这与君士坦丁召集和主持尼西亚会议,并强迫所有主教在流放或更糟的威胁下签署反阿里安的尼西亚信经的故事相调和呢?这没什么意义。
同样令人困惑的是诺斯替主义的历史。标准观点认为,第一位基督教诺斯替主义者是与贾斯汀·殉道者(Justin Martyr,100-165)同时代的马西翁。然后是伊朗的摩尼(约216-277)。但伊斯兰资料,特别是传记作家和书目编纂者伊本·纳迪姆(Ibn al-Nadīm),他于995年或998年在巴格达去世,将玛尼置于马西翁之前。[2]六世纪的拜占庭编年史家马拉拉斯也是如此,他将摩尼置于涅尔瓦·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置于图密善之后(“在他[涅尔瓦·奥古斯都]统治期间,马内亚出现,传教、教导和吸引暴民,”X.54),并将马西翁污蔑为“摩尼教徒”(XI,19)。学者们认为“他(马拉拉斯)对摩尼本人的描述是错误的(X §54,Bo268)。[3]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摩尼教可能在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之前。它甚至可能是它的原始矩阵。玛尼认为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此外,如果你考虑到他来自一个犹太浸信会教派(Elchasites),他有一个名叫玛丽亚姆的母亲和十二个门徒,并且他的死被描绘成被钉十字架,并以一顿神圣的晚餐来纪念,那么很多猜测是允许的。[4]
我在这里唯一的一点是,教会历史学家所阐述的公元前三个世纪的叙述存在矛盾和弱点,表明可能篡改了年表。对伊斯兰和拜占庭编年史的进一步研究可能会发现与标准教会历史的其他差异,并增加科普特人即使在今天不知不觉中也保留了正确的年表的假设的可信度,使耶稣(和奥古斯都)与戴克里先大致同时代,正如海因索恩所建议的那样。
在这里,我将补充瑞典科学家拉尔斯·阿克·拉尔森(Lars-Åke Larsson)和佩特拉·奥索夫斯基·拉尔森(Petra Ossowski Larsson)的迷人贡献,他们在对树木年代学数据进行彻底分析后得出结论,古代晚期应该缩短232年。
但首先,对现代科学测年方法进行简短的讨论是有序的。
科学测年方法 71MIJze-gaL.jpg
任何声称我们的年表有问题的理论都合理地提出了对现代科学测年方法的反对:它们不能证实公认的年表吗?其中一种方法实际上已经很古老了:将天文逆向计算与日食等宇宙事件的历史记录进行比较已经进行了许多世纪。由于天体像发条一样运动,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根精确的测量杆,理论上可以应用于古代编年史。
确实有非常古老的天文记录,因为天文学是最古老的科学之一。巴比伦人在泥板上留下了天文观测结果,甚至能够预测合相和日食。今天,在NASA Eclipse网站上免费提供的诸如NASA Eclipse Explorers和Eclipse Search Engines之类的计算机程序使实时时间线的真正天文投影成为可能。[5]因此,从理论上讲,将编年史中记录的天文事件与其实时时间相匹配应该很容易。在实践中,情况并非如此。理查德·斯蒂芬森(Richard Stephenson)在《历史日食和地球自转》(Historical Eclipses and Earth's Rotation)一书中写道,关于古希腊和罗马的来源:
“尽管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就开始了这些资料中对太阳和月球遮蔽的大量描述,但大多数记载都过于模糊,不适合调查地球过去的自转。大多数提到日食的著作都是文学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包括历史著作、传记甚至诗歌。[6]
因此,天文记录仅用于微调现有的年表。公元一千年拉丁文文本中记录的日食可以精确地确定日期,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寻找它的几十年跨度。将采用最佳匹配,发现的任何不一致都将归因于来源的不精确性。如果找不到匹配项,则源将被视为有问题。让我们以提图斯·李维(Titus Livy)为例,他在《罗马建国史》第37卷中,记载了多年前发生的以下天文事件:
“当执政官[Publius Africanus]出发去打仗时,在为纪念阿波罗而庆祝的比赛中,在七月节前的第五天,白天在晴朗的天空中,由于月亮在太阳圆圈之前经过,光线变暗了。”
根据归因于李维的时间(公元前 59 年-公元 17 年)找到的最佳匹配是公元前 190 年 3 月 14 日。但是,正如弗洛林·迪亚库(Florin Diacu)在《失落的千年》(The Lost Millennium)中评论的那样,这种匹配并不完美。“福缅科通过调查从公元前 600 年到公元 1600 年的所有日食来扩大搜索范围,只发现了一次与文本对日食的描述及其对 7 月的引用相匹配的日食:公元 967 年 7 月 10 日。”[7]
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几乎没有办法检查谁是对的,所以我在这里唯一要说的是,将古代编年史与天文回溯计算联系起来总是意味着依赖预先存在的年表,即循环推理。事实上,除了像福缅科这样的特立独行者之外,它从未导致对标准年表的重大修订。
更重要的是,近似值和误差很常见——这是规则而不是例外。例如,约瑟夫·斯卡利格(Joseph Scaliger,1540-1609)是我们标准宇宙年表之父,他非常依赖天文学,但是,正如他的当代批评者已经抱怨的那样,他拒绝考虑“岁差”现象(地轴通过两极的缓慢摆动),认为那些肯定其存在的人,如哥白尼,是错误的。这影响了他的计算,因为岁差每七十一年将日历提前一天。[8]
德国研究人员Uwe和Ilya Topper使用天文记录来挑战双方同意的年表。他们相信地轴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经历了几次颠簸,他们计算出最后两次颠簸之间的时间(在凯撒时代和十五世纪)不是 1,400 年,而是只有 700 年。我对他们的计算没有信心,只是为了强调天文学在年代论争议中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如此,Toppers 在他们的博客 www.ilya.it/chrono/en 上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英文文章)。
天文学家罗伯特·罗素·牛顿(Robert Russell Newton)不由自主地证明了天文学在确认现有年表方面的不可靠性。在他的著作《月球的加速》(1979)中,他调查了历史上记录的天文事件,并得出结论,月球知道无法解释的加速周期。阿纳托利·福缅科(Anatoly Famenko)非常合理地认为,他应该得出结论,这些事件的日期是错误的。相反,同一位牛顿在《克劳狄乌斯·托勒密的罪行》(1977)中认为,“托勒密肯定捏造了月食的许多方面,而且他可能捏造了所有这些方面。[9]但在这里,福缅科和其他年表修正主义者再次不同意:他们认为托勒密生活在与通常认为的不同的时代。[10]
彗星的出现是史册上报道最多的事件之一,它就是一个例子,表明天文学可以对传统的年代学构成挑战。与日食不同,它们的周期性要么不精确,要么未知,因此不能作为时间顺序的标记。我们可以通过 cometography.com 在网站上阅读 1106 年 2 月报道的关于彗星的矛盾意见来说服自己,这些意见在 Gembloux 的 Sigebert 编年史 (1030-1112) 中有非常详细的描述。[11]另一方面,彗星非常罕见,可以同步它们的账户。但这种方法可能会破坏稳定。贡纳尔·海因索恩(Gunnar Heinsohn)在《第一个千年有多长?》一书中提出了他的理论,他用536年著名的查士丁尼彗星作为古代、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同步的标志。
TwinEvents-LG-2.jpg

放射性碳和树木年代学等现代科学测年方法呢?他们是否像他们的发明者假装的那样可靠?放射性碳实验室很少将他们的计算结果用于独立测试,而且有太多的错误测年案例,以至于早期的热情现在已经冷却下来。正如我们在康奈尔大学的一篇文章中读到的那样,“新的研究表明,普遍接受的放射性碳测年标准可能会错过目标——对历史时间表提出质疑。[12]除了对有机材料的限制,以及由于污染造成的错误之外——正如一位作者所说,“放射性碳测年,那是最后一只狗在上面撒尿的日期”——更根本的问题来自整个方法所基于的错误假设。基本原理是,当一个生物体死亡时,它停止与周围的碳原子交换,其碳原子与碳的比率为14(14C 或 C14) 和碳 12 (12C或C12)呈指数递减,因此可以从该比率的度量中计算出自其死亡以来经过的时间。但这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C14/C12的比例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和整个历史的大气中都是完全恒定的。这种假设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C14是由宇宙射线撞击地球大气层形成的,而宇宙条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13]正如 Lars-Åke Larsson 和 Petra Ossowski Larsson 所解释的那样:
“这14C/12大气中的C比值变得不稳定。14C是由宇宙辐射在高层大气中产生的,宇宙辐射是高度可变的。此外,来自海洋、苔原和火山的“旧”碳以不断变化的速度注入大气,更不用说化石燃料的燃烧了。在了解了这种不可预测的行为后不久,在转换测量的”14实现了 C-ages“到真正的日历年龄。对于这种校准,必须测量许多已知年龄样品的放射性碳含量。[14]
由于其不精确性,放射性碳测年法在公元一千年很少使用。正如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克斯·贝利斯(Alex Bayliss)在2009年所写的那样:“罗马时期的放射性碳研究仍然非常罕见,因为人们认为基于文物的年代测定更精确(而且更便宜![15]至于它用于确定更古代文物的年代,彼得·詹姆斯(Peter James)在剑桥考古学教授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所作序的《黑暗的世纪》(Centuries of Darkness)中写道:“当放射性碳测年与挖掘者的期望一致时,它就会出现在现场报告的正文中;当它略有差异时,它被降级为脚注;如果它严重冲突,它就完全被排除在外。[16]
树木年代学
这给我们留下了树木年代学或树木年轮测年法。每个时间段都会创建典型的树木年轮序列,因此,通过重叠来自考古年代木材样本的不同树木的序列,理论上可以构建一个标准序列,该序列可以追溯到给定地区的几个世纪前。事实证明,树木年代学对于确定罗马遗址的年代非常有用,因为从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罗马起源的建筑橡木中,有大量复制良好的树木年轮序列。恩斯特·霍尔斯坦(Ernst Hollstein)是德国最早和最活跃的树木年代学家之一,他于1980年制作了从我们这个时代到公元前716年的橡木的绝对参考。[17]1984 年,贝尔法斯特、科隆和斯图加特霍恩海姆的树木实验室合资制作了西欧连续的橡树年轮年表,跨越了 7000 多年。
为了得出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树木年代学家使用了大量的数学。以下是恩斯特·霍尔斯坦(Ernst Hollstein)本人的清单:“将年轮宽度转换为对数差分,优先处理相关算术,全等模式的理论推导,相似性的距离回归,区域分析,具有测年范围的检验函数,边材和丢失的树木年轮的统计,艺术风格年代测年和树木年代学年代之间的中心差异分布。[18]
这种复杂的方法可以进行微调,以达到预期的结果,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一些历史学家抱怨缺乏透明度。还有一些潜在的错误来源,例如:“某些树种往往会形成假年轮。例如,在 1936 年和 1937 年,德克萨斯州的一棵黄松因为早春霜冻而长出了五个年轮。[19]
更重要的是要理解,根据定义,树木年轮测年是相对的,因为任何树木年轮序列都是“浮动的”,直到有人决定将其放在时间轴上的位置。而这个决定总是建立在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上。首先根据历史和考古信息对任何样本进行大致的时间分配,然后搜索可接受的匹配项,这将循环强化原始假设。此外,树木年代学的强度取决于任何给定时间可用的重叠样本的数量:树木年轮不是条形码,只有大量的样本才能确定错误。但是,由于一个序列的测年取决于其他序列的测年,因此链中某处的弱点可能会使整个链完全无效。
瑞典科学家Lars-Åke Larsson和Petra Ossowski Larsson发现了这种弱点,他们专门分析树木年代学数据。作为 Cdendro(一个用于树木年代学交叉测年和数据质量测试的程序)的发明者,他们对树木年代学数据有时被弯曲以适应先入为主的想法提出了批判性观点。
TwinEvents-LG-3.jpg

2010年,他们专注于恩斯特·霍尔斯坦(Ernst Hollstein)的橡树年表的核心之一:建于公元一世纪的特里尔罗马圆形剧场地下室的一根茎,由于地下室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充满水,因此保存完好。根据在茎中鉴定出的 227 个年轮,Ernst Hollstein 将其砍伐年份定为公元 694 年左右。但Lars-Åke和Petra Larsson注意到,该词干中的100年序列“不仅与公元670年完全吻合,而且与207年前的Hollstein数据完全吻合”。“匹配意味着,当我们查看公元 236-336 年和公元 443-543 年的数据时,我们正在查看同一时期的数据!”这意味着“207年发明年”已经悄悄进入了霍尔斯坦的曲线。[20]作者得出结论:“所有对西罗马时间木材进行的树木年代学测年都是错误的,有不知多少年![21]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对瑞典夫妇完善了他们的分析,并在2015年2月证实:“我们看到霍尔斯坦在公元203-336年期间的数据的增长模式在207年后的公元410-543年期间重复出现。[22]
Larssons扩大了他们的调查范围,研究了专业的树木学家如何试图通过使用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数据来弥合大陆的“移民差距”,但无法证实他们的乐观主张。他们在 2015 年 4 月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标题为“罗马时间的树木年代学测年”:
“我们发现,在罗马时代考古学上锚定的长长的西北欧橡树曲线与斯堪的纳维亚松树曲线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但比预期晚了218年。在预期匹配点或接近预期匹配点时没有相关性。...
欧洲罗马橡木复合体与爱尔兰公元前晚期收藏品的匹配与绝对的斯堪的纳维亚松树大师的匹配并不能证实传统的年代。相反,有一场重要的比赛比预期的晚了218年。[23]
2016年2月,他们发表了一篇题为“罗马时间的天文测年”的文章,其中他们将早期的发现与天文数据相关联(使用美国宇航局网站 eclipse.gsfc.nasa.gov/eclipse.html),并得出结论:“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基督教时代在被发明时已经膨胀了232年。这是在罗马帝国西部衰落后,通过天文回溯来追溯西罗马和相关历史来完成的。[24]例如,他们发现,老普林尼在他的《自然史》第二卷第10章和第32章中对日食的精确描述只与传统上归因于公元71年非常接近,而它们则完全对应于公元303年,即232年后。
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时代的双胞胎事件
2016年8月,Larsson和Larsson Ossowski发表了他们最长、最综合的文章,题为“重新确定西罗马历史的年代”,其中他们记录了两组相隔232年的“双胞胎事件”。这些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被多次提及或报道的重大尖锐事件,因此它们似乎发生了两次。
这些事件的影响遍及整个地中海盆地,西罗马帝国的拉丁语记载和东罗马帝国的希腊记载被现代历史学家错误地定为相隔 232 年,造成了它们发生过两次的错觉。从将我们与相关事件分开的距离的角度来看,西方日期太古老了 232 年。[25]
第一个事件是东罗马帝国古代历史学家记录的自然灾害,例如凯撒利亚的普罗科皮乌斯、卡西奥多罗斯或以弗所的约翰。普罗科皮乌斯写道,在查士丁尼的第十年(536年),“太阳在这整整一年中发出它的光,没有光亮,就像月亮一样”(第四卷,第14章)。这导致了从541年左右到565年查士丁尼统治结束的瘟疫:“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场瘟疫,整个人类几乎被消灭了”(第二卷,第22章)。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怀疑这种疾病是由病原体鼠疫耶尔森氏菌引起的腺鼠疫,2013年通过对从德国阿什海姆墓地收集的样本进行DNA分析证实了这一点。
根据Larsson和Ossowski Larsson的说法,“查士丁尼瘟疫是一个如此痛苦的事件,它显然导致了多份报告。当它开始于 542 年,即罗马鸿沟的尽头时,他们通过寻找 310 年左右西方背景下这一灾难性事件的回声来检验他们的假设,即 542 减去 232。他们在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约263-339)的教会历史中找到了它,他写道(现代学者)在公元310年或311年发生了一场流行病,其症状与腺鼠疫一致(第九卷,第8章):
“当饥荒来袭时,通常的冬季降雨和阵雨使地球无法正常倾盆大雨,以及瘟疫和另一种疾病的流行:一种溃疡,因其火热的外表而被称为痈。它非常危险地蔓延到整个身体,但特别袭击了眼睛,使无数男人、女人和儿童失明......无数人死在城市里,甚至更多的人死在农村和农村......死亡与瘟疫和饥荒这两种武器发动战争,迅速吞噬了整个家庭,因此两三具尸体可能会被移走埋葬在一个葬礼队伍中。
Larsson&Ossowski Larsson评论说:“书面资料中对两次瘟疫和饥荒的描述,中间有232年,这当然是我们假设的'穿透球'。
如果这两个事件是同一个事件,那么中间的年份可能会被发明出来。这得到了 Liber Pontificalis 的支持,这是从圣彼得到 15 世纪的罗马主教传记集,由不同时期的几位作者编辑。根据内部证据,人们承认,君士坦丁时代的西尔维斯特一世(314-335)最早的生活是在535-540年左右创作的。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Eivind Heldaas Seland 认为:
“直到354年的名字和日期似乎来自当年的编年史,称为'利比里亚目录',以教皇利贝里乌斯的名字命名,他从352年到366年担任教皇。传记中所载的大多数其他信息,直到作者有个人经历或信息的时期,即直到5世纪末,要么无法证实,要么明显被误导,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明显是捏造的。[26]
根据拉尔森夫妇的假设,尤西比乌斯和普罗科皮乌斯都描述了同样的流行病,因为他们是同时代人。
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报告说,公元539年出现了一颗彗星,“起初大约和高个子一样长,但后来要大得多。它的尽头朝西,开始朝东,跟在太阳后面。虽然尤西比乌斯在他的《教会史》中没有提到引发饥荒和瘟疫的自然宇宙事件,但他确实在312年(= 539 − 227)的《君士坦丁生平》中包括了一个超自然的宇宙事件:
“他说,大约中午时分,当天已经开始下降时,他亲眼看到天空中一个光明十字架的奖杯,在太阳上方,上面刻着”征服“的铭文。看到这一幕,他自己都惊呆了,他的整个军队也跟着他一起远征,目睹了这个奇迹。
尤西比乌斯和普罗科皮乌斯恰好来自同一个城市凯撒利亚巴勒斯坦。尤西比乌斯是一位基督教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他在 314 年左右担任凯撒利亚的主教,并与君士坦丁关系密切。普罗科皮乌斯是一位世俗的历史学家和律师,与查士丁尼和他的首席军事指挥官贝利撒留关系密切。奇怪的是,普罗科皮乌斯据说是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大约160年后写的,但他只是在顺便的评论中提到基督教,例如:“在春天的开始,当基督徒庆祝他们称之为复活节的节日时......”“(第四卷,第14章)。此外,他一直称帝国的首都为拜占庭,尽管它在 200 年前就已重建并更名为君士坦丁波利斯。随之而来的假设是,尤西比乌斯和普罗科皮乌斯对同一事件表达了不同的观点,站在旧异教世界和新基督教世界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的对立面。
由于尤西比乌斯写的是君士坦丁时代,普罗科皮乌斯写的是查士丁尼时代,因此从逻辑上讲,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也是同时代人。拉尔森夫妇提请注意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一幅马赛克画,描绘了圣母玛利亚和孩子,她的左边是君士坦丁提供他的新罗马,右边是查士丁尼提供他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两位皇帝的衣着相同,但年龄不同:“君士坦丁被描绘成一个棕色头发和红润脸颊的年轻人,而查士丁尼是一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人。
TwinEvents-LG-4.jpg

据君士坦丁堡的苏格拉底(约380-439)报道,君士坦丁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在346年左右建造了“一座名为索菲亚的伟大教堂”。据说这座教堂在五十年后被大火烧毁,而现在的建筑由查士丁尼于 537 年落成,然后在 562 年重新奉献。“有趣的是,考虑到我们的假设,”作者写道,“562年,即现在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重新奉献的日期,将与公元330年罗马同年,即君士坦丁奉献君士坦丁堡的那一年。
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会是同一个人,在同一一生中建造君士坦丁堡和圣索菲亚大教堂吗?我发现拉尔森和奥索夫斯基的这个建议很难站得住脚,因为所有拜占庭资料都区分了这两个角色,而普罗科皮乌斯认为君士坦丁生活在查士丁尼之前很久。此外,我怀疑那个名叫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的作者是否是他声称的那个人,我怀疑他的《君士坦丁生平》是一部虚构的,也许与伪造的《君士坦丁的捐赠》大致同时代。无论如何,可以合理地假设查士丁尼确实生活在君士坦丁之后两个世纪。
拉尔森和奥索夫斯基更正的西方树木年代学数据并没有告诉我们,在拜占庭时间线中,什么时候必须删除幽灵世纪。消除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之间的历史障碍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根据我之前文章中提出的考虑,我更倾向于认为君士坦丁之前(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戴克里先之前)拜占庭的晦涩时期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不触及东罗马历史的情况下将西罗马历史向前推进 232 年。这使得君士坦丁堡的建立比奥古斯都晚了一个世纪,而不是三个世纪。夸张的时间跨度可以用罗马对君士坦丁堡优先权的痴迷来解释。缩短东西方历史之间的差距,解开了三世纪中叶罗马几乎荒芜的谜团,它假设罗马帝国整整一个世纪都没有首都。
缩短古代晚期
Larsson和Ossowski Larsson在他们的开创性文章“重新确定西罗马历史”(2016年)中记录的第二个“双胞胎事件”案例是约旦佩特拉市的终结,大概是在一场大地震之后,该地震削弱了该市的水管理系统。这场地震摧毁了从北部的海法到南部的佩特拉的巴勒斯坦罗马城市,发生在标准年表(RomAD 363)的18和19 May 363之间的夜晚。
“地震后,纳巴泰/罗马的基础设施从未重建过,人们认为,363后的居民在一个受山洪暴发影响的城市中居住了两个半世纪以上,经济原始。在那段时间之后,佩特拉突然神秘地从源头上消失了。
然而,考古证据,包括在佩特拉发现的纸莎草纸,表明直到六世纪下半叶,这座城市仍然繁荣——部分是基督教的。基于这些佩特拉纸莎草纸,以及金石学和放射性碳测年法,作者假设死海断层南部在595年左右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正好是363年地震记录的232年后。当时,佩特拉已经从西罗马统治过渡到拜占庭统治,但“根据我们的假设,罗马佩特拉和拜占庭佩特拉并存,可能在不同的区域,并在 595 年的同一场地震中被摧毁。
在那种情况下,“罗马公元363年到595年之间的时间将坍塌为零。基督教时代从5世纪初到7世纪中叶有232年太多了。这一时期恰逢所谓的“迁移期”。作者与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的工作建立了有趣的联系,他在《穆罕默德和查理曼大帝》(1939)中提出了一种关于西罗马帝国崩溃的替代理论:帝国在5世纪根本没有崩溃,而是在7世纪,而不是因为野蛮人的入侵, 而是因为阿拉伯穆斯林对叙利亚和北非的征服,破坏了地中海世界的罗马统一,并停止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皮雷纳的论文遭受了自相矛盾的命运,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证实,但又被忽视了,因为它过于强调传统叙事。拉尔森和奥索夫斯基 拉尔森修订后的年表完全理解了这一点:“根据我们的假设,西罗马帝国的崩溃伴随着630年后阿拉伯扩张的开始。这是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假设的。
罗马-基督教世界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之间早期关系中的其他未解之谜可以开始找到解决方案,因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内的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动态的过程。作者在《罗马时间的天文年代》中写道:
“假设亚历山大的罗马公元 412 年与君士坦丁堡的 644 年相同,阿里乌主义得到了相当活跃的发展。伊斯兰教只用了大约一百年的时间就出现了,这可能是神学争论的结果。基督教会的反应是对各种异端邪说的严厉迫害,并严格巩固圣经。[27]
Larsson&Ossowski Larsson真正在做的是减少古代晚期,这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时期,直到1971年彼得·布朗(Peter Brown)引起人们的注意才引起人们的注意。[28]他们认为,这段大约350年的时期必须大幅减少到一个多世纪的“集群自然灾害”。正如他们在文章“重新确定西罗马历史”的结论部分所写的那样:
“虽然主流历史学家在这一时期计算了大约350年,但我们只计算了100多年,这无疑为'黑暗时代'增添了活力。因为归根结底,正是科学共识给出的时间框架允许历史学家在可用的时间跨度内传播已知的历史事件。你处理了 350 年,你将不得不写 350 年的历史。这意味着,例如,在主流历史中,拜占庭早期总是在罗马晚期之后,从不与之平行,这可能像佩特拉的情况一样有问题。拜占庭佩特拉似乎在罗马佩特拉的废墟中又存在了 232 年。
这同样适用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发展。在君士坦丁时期开始,尽管基督教已成为国家教会近 200 年,但这一过程似乎仍未在查士丁尼时期完成。与查士丁尼同时代的著名编年史家以“经典风格”写作,这让人想起他们是否已经是基督徒或仍然是异教徒的问题。据阿加西亚斯报道,君士坦丁堡仍然遵守异教徒的节日。
...在我们简短的《古代晚期》中,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至少是同时代人。拜占庭佩特拉在与罗马佩特拉的同一场地震中被摧毁。基督教对罗马人来说是新的,有很多人,尤其是像普罗科皮乌斯和阿加西亚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仍然遵循经典的理想。拜占庭是查士丁尼统治结束之前用于首都的名称,在他死后使用君士坦丁堡。...
在我们的版本中,被称为古代晚期小冰河时代的寒冷时期不仅是古代晚期的一部分,而且与古代晚期等重要。这意味着气候巧合很可能开始了数百年后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和东罗马帝国转型的事件过程,同时而不是相继发生 232 年。[29]
2019 年 8 月,作者在一篇关于在早期墨洛温王朝国王 Childeric 的坟墓中发现的著名“硬币收藏”的文章中为他们的理论添加了新的论点,据信他在公元 458-481 年在位。他的坟墓里有大量的古罗马迪纳里,这些迪纳里在240年左右停止流通,比柴尔德里克死前两百多年。这件宝藏不是王朝传家宝的证据(王朝几乎没有开始),而是表明柴尔德里克与西弗勒斯·亚历山大(公元 222 年至 235 年)同时代。

“因此,使柴尔德里克在高卢部分地区获得权力的不稳定时期不是通常认为的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时期,而是第三世纪的危机。柴尔德里克没有活过一百多年,而是比君士坦丁大帝早了 60 年(不管是谁)。因此,按照罗马的标准,他以惊人的 21 匹马献祭的异教式葬礼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他的儿子克洛维斯是第一位成为基督徒的墨洛温王朝国王,正如图尔的格雷戈里(第二卷)所叙述的那样,其方式与尤西比乌斯所叙述的君士坦丁一世的皈依非常相似。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哪些故事是原作,哪些是复制品。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柴尔德里克的宝藏中没有四国王朝和君士坦丁王朝和瓦伦丁王朝(罗马公元 284 年至 392 年)的“西方”硬币。这些王朝将在 518 年之后统治,在柴尔德里克死后很久。[30]
查理曼大帝的幽灵 71MIJze-gaL.jpg
不出所料,Lars-Åke Larsson和Petra Ossowski Larsson的作品在树状社区中遭到了蔑视。在学术期刊《Dendrochronologia》201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标题为“古代晚期缺失的环节?安德烈亚斯·热佩茨基(Andreas Rzepecki)和他的合著者承认罗马时代的树木年代学记录中的弱匹配,但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如何它们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对普遍接受的中世纪时间线的批评已经被各种科学学科所反驳。[31]
在他们这边,Lars-Åke Larsson和Petra Ossowski Larsson恭敬地承认Heribert Illig和Hans-Ulrich Niemitz的工作,他们与其他德国学者一起认为,我们传统的公元一千年年表太长了,大约有300年。[32]伊利格和尼米茨认为,加洛林帝国是一个文学半虚构,诞生于后来日耳曼皇帝的宣传需要。
尽管Lars-Åke Larsson和Petra Ossowski Larsson的工作似乎支持Illig和Niemitz的理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删除的时间块不重叠。对于拉尔森夫妇来说,它必须取自古代晚期,大约在 300 年至 550 年之间,而对于伊利格和尼米茨来说,幻影时期属于中世纪早期,大约在 610 年至 910 年之间。这对瑞典夫妇对后期充满信心:“我们可以将欧洲树木年轮年表追溯到大约500年,作为实时时间线的真实投影。[33]
然而,在2010年,同一位作者指出,“罗马差距”并不是树木年代学的唯一弱点:“以公元750年左右为中心的'加洛林差距'(或'墨洛温王朝差距')也是有问题的。[34]伟大的恩斯特·霍尔斯坦(Ernst Hollstein)本人也提到了这一时期的困难:
“所有试图从加洛林时代的木材中获得足够树木年轮序列的尝试都失败了......这很奇怪,但事实证明,将发掘的墨洛温王朝木材样本与上述年表联系起来是极其困难的。...经过两年的深入研究,我终于可以说出正确的日期,并整理出中世纪早期的所有样本。[35]
拉尔森夫妇现在同意“霍尔斯坦正确地弥合了'加洛林鸿沟'!但他们补充说:“加洛林王朝差距的缩小并不意味着反对加洛林王朝时期发明年份的理论![36]
伊利格-涅米茨和拉尔森夫妇有没有可能分别对古代晚期的“移民差距”和中世纪早期的“加洛林鸿沟”都是正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第一个千年年表就必须缩短,不仅仅是一个由2到3个世纪的时期组成,而是像Gunnar Heinsohn所建议的那样,缩短两个这样的时期。需要更多的研究.
笔记
[1]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76年)中首次质疑基督教殉道者传统记载的真实性。
[2] Melhem Chokr, Zandaqa et Zindīqs en islam au second siècle de l'Hégire Presses de l'Ifpo, 1993, Première partie, chapitre II, on books.openedition.org/ifpo/5360?lang=fr
[3] 伊丽莎白·杰弗里斯(Elizabeth Jeffreys),布莱恩·克罗克(Brian Croke),罗杰·斯科特(Roger Scott)(编辑),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的研究,布里尔(Brill),2017年,第13页
[4] 阅读维尔纳·桑德曼(Werner Sundermann)的文章“摩尼教诉。传教活动和技巧“和”基督教诉。摩尼教中的基督“,均来自《伊朗百科全书》(2009年),可在线获取 www.iranicaonline.org
[6] 理查德·斯蒂芬森(Richard Stephenson),《历史日食和地球自转》,剑桥大学,1997年,引自佩特拉·奥索夫斯基·拉尔森(Petra Ossowski Larsson)和拉尔斯·阿克·拉尔森(Lars-Åke Larsson),“罗马时间的天文年代”,2016年2月,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96060902_Astronomical_dating_of_Roman_time
[7] 弗洛林·迪亚库(Florin Diacu),《失落的千年:围困下的历史时间表》,第二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5页。本书第2章,第33-52页,很好地揭示了天文学在年代学中的应用。
[8] 同上,第39页。
[9] 罗伯特·牛顿, 克劳狄乌斯·托勒密的罪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97 年,第 374 页。
[10] Vedveer Arya,“托勒密的天文学家:伟大的论文或成功的欺诈”,https://www.academia.edu/51299571/Ptolemys_Almagest_A_Great_Treatise_or_A_Successful_Fraud
[12] 康奈尔大学,“放射性碳测年中的不准确之处”,2018 年 6 月 5 日,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8/06/180605112057.htm
[14] Petra Ossowski Larsson 和 Lars-Åke Larsson,“罗马伦敦树木测年木材的放射性碳测年显示出较大的偏移量”,2019 年 6 月,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4094183_Radiocarbon_dates_of_dendro-dated_timbers_from_Roman_London_show_large_offset
[15] A. Bayliss,“推出革命:在考古学中使用放射性碳测年”,放射性碳 51(1),2009 年,第 123-147 页,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radiocarbon/article/rolling-out-revolution-using-radiocarbon- dating-in-archaeology/0CCCCE4FB7B0BEF52F552C1039C7855A 引自 Petra Ossowski Larsson 和 Lars-Åke Larsson,“罗马伦敦树木测年木材的放射性碳测年显示出很大的偏移量”,同前。
[16] 彼得·詹姆斯(Peter James),《黑暗的世纪:对旧世界考古学传统年表的挑战》,罗格斯大学,1993年,第xix页。
[17] G. Lambert,“树木年代学和考古学:problèmes méthodologiques et théoriques(综合展览)”,ArchéoSciences,revue d'Archéométrie,année 1980,4,第 9-20 页,https://www.persee.fr/doc/arsci_0399-1237_1980_num_4_1_1105
[18] 引自汉斯·乌尔里希·尼米茨(Hans-Ulrich Niemitz),“中世纪早期真的存在吗?1995年,2000年修订,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jsessionid=68593502395E97A609231B4DAF9CC4F3?doi=10.1.1.494.4845&rep=rep1&type=pdf
[19] 迪亚库,《失落的千年》,同前,第176页。
[20] Lars-Åke Larsson 和 Petra Ossowski Larsson,“欧洲年表的有效性。特里尔圆形剧场的茎案例“,2010 年 1 月 1 日,2010 年 2 月 17 日更新,www.cybis.se/forfun/dendro/hollstein/arenakeller2/
[21] Lars-Åke Larsson 和 Petra Ossowski Larsson,“Hollstein 年表中的模棱两可的匹配。确认中期藏品的年代为公元 401-716 年“,2010 年 9 月 21 日,https://www.cybis.se/forfun/dendro/hollstein/ambiguous/index.htm
[22] 佩特拉·奥索夫斯基·拉尔森(Petra Ossowski Larsson)和拉尔斯·奥克·拉尔森(Lars-Åke Larsson),“欧洲橡树年表的连续性如何?2015 年 2 月 media.cdendro.se/2015/02/16117-19224-1-SM.pdf
[23] Lars-Åke Larsson 和 Petra Ossowski Larsson,“罗马时间的树木年代学年代”,2015 年 4 月,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75083761_Dendrochronological_Dating_of_Roman_Time
[24] 佩特拉·奥索夫斯基·拉尔森(Petra Ossowski Larsson)和拉尔斯·奥克·拉尔森(Lars-Åke Larsson),“罗马时间的天文测年”,2016年2月,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96060902_Astronomical_dating_of_Roman_time
[25] 佩特拉·奥索夫斯基·拉尔森(Petra Ossowski Larsson)和拉尔斯·阿克·拉尔森(Lars-Åke Larsson),“重新确定西罗马历史的年代”,2016年8月,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6268333_Redating_West-Roman_history_-about_specious_twin_events_and_anachronisms_in_Late_Antiquity。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进一步的引用均来自本文。
[26] 艾文德·赫尔达斯·塞兰(Eivind Heldaas Seland),“公元4世纪早期至中期的自由教皇和红海贸易”,载于D. A. Agius,JP Cooper,A. Trakadas和C. Zazzaro(编辑),导航空间,连接的地方:红海项目V的会议记录,Archaeopress,第117-126页,https://www.academia.edu/26383437/The_Liber_Pontificalis_and_Red_Sea_Trade_of_the_Early_to_Mid_4th_Century_AD
[27] 奥索夫斯基·拉尔森和拉尔森,“罗马时间的天文测年”,同前。
[29] 奥索夫斯基·拉尔森和拉尔森,“重新确定西罗马历史的年代”,同前。
[30] 佩特拉·奥索夫斯基·拉尔森(Petra Ossowski Larsson)和拉尔斯·奥克·拉尔森(Lars-Åke Larsson),“关于古代晚期对罗马传家宝的痴迷”,2019年8月,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5517926_About_the_obsession_with_Roman_heirlooms_in_Late_Antiquity
[31] 佩特拉·奥索夫斯基·拉尔森(Petra Ossowski Larsson)和拉尔斯·阿克·拉尔森(Lars-Åke Larsson),“对Rzepecki等人的回应,”古代晚期缺失的环节?对 Hollstein 的中欧橡木年表的批判性检查“,2019 年,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0857300_Response_to_Rzepecki_et_al_Missing_link_in_ Late_Antiquity_A_critical_examination_of_Hollstein%27s_Central_European_Oak_Chronology
[32]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依赖于 Heribert Illig,“异常时代——最佳证据:最佳理论”,多伦多会议,2005 年,[url]https://fr.scribd.com/document/79623295/Anomalous-Eras-H-Illig-Toronto-2005[/url]#;汉斯·乌尔里希·尼米茨(Hans-Ulrich Niemitz),“中世纪早期真的存在吗?1995年,2000年修订,https://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jsessionid=68593502395E97A609231B4DAF9CC4F3?doi=10.1.1.494.4845&rep=rep1&type=pdf
[33] 奥索夫斯基·拉尔森和拉尔森,“重新确定西罗马历史的年代”,同前。
[34] Larsson 和 Ossowski Larsson,“合并 Hollstein 曲线”,同前。
[35] 恩斯特·霍尔斯坦(Ernst Hollstein),“Dendrochron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an Hölzern des frühen Mittelalters”,载于Acta Praehistorica 1(1970),第147-156页[第148页],引自汉斯·乌尔里希·尼米茨(Hans-Ulrich Niemitz),“中世纪早期真的存在吗?同前。
[36] 佩特拉·奥索夫斯基·拉尔森(Petra Ossowski Larsson),拉尔斯·阿克·拉尔森(Lars-Åke Larsson),“爱尔兰树木年轮年表。对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发表的一些原始树木年代学数据的解释“,2012 年 9 月 9 日,https://www.cdendro.se/forfun/dendro/hollstein/belfast/index.htm#NewE



该会员没有填写今日想说内容.
x | 2024-3-22 20:53:57 | 显示全部楼层

In my first two articles posted on the Unz Review under the alias “the first millennium revisionist”, I have argued that the basic structure of our standard historiography of Europe during the first millennium AD cannot be trusted, because it is built on a vast quantity of invented narratives and forged documents. In the subsequent two articles, I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distortions have affected the basic chronology, which should be shortened by a number of centuries.
How many centuries? I must concede my failure to come to any firm conclusion. The search for a new chronological paradigm remains in the experimental stage. Gunnar Heinsohn (read here and here) has raised it to a scientific standard that will long remain an incentive for future researchers. His theory that the first millennium should be reduced to just three centuries, however, may no overcome all objections. In a nutshell, Heinsohn hypothesizes two major distortions in our textbook timeline, one resulting in an extension of roughly three centuries, the other inserting four centuries. My general impression, at this point, is that the first of these distortions is probable, while the other is only plausible. Let’s put it differently: Heinsohn theorizes that the events distributed in Western Roman Imperial Antiquity, Easter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Northern Early Middle Ages were in fact contemporary. The contemporaneity (or wide overlapping) of the first two time-blocks is, I suggest, more strongly supported than their contemporaneity with the latter.
Synchronizing Western Antiquity from the time of Augustus with Eastern Late Antiquity from the time of Diocletian does make a lot of sense. It explains, for one thing, why Constantinople appears less as an extension of Rome than as an independent resurgence of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with a deeper love for Athens than for Rome. The striking cultural continuity between Hellenism and Byzantinism becomes explainable.
Under my previous article on “Byzantine revisionism,” an anonymous reader left the following comment:
“Polish independent historian Artur Lalak has been saying for years that the only unaltered calendar is the Coptic calendar and currently according to this calendar the year is 1739. Our calendar was artificially extended by the 6th – 9th centuries and the evidence shows contradictions between various chronicles. Unfortunately, most of his works have not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Lalak’s theory remains inaccessible to me, except for his belief in cyclical great epidemics every 676 years (the next one in 2024, as he apparently predicted long before news of Covid 19). Regardless, I was thrilled and grateful to learn that, “Coptic years are counted from 284 AD” (Wikipedia). Copts are Egyptian Christians who, like the Syrian Jacobites, adhere to the Monophysite Christology. Despite its condemnation at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in 451, Monophysitism remained strong even in Constantinople. Empress Theodora, Justinian’ wife (527-565), was a declared supporter of the Monophysite Church. Yet the discrimination they later endured from imperial orthodoxy led them to welcome the Muslim conquerors, under whom they were treated on an equal footing with the Orthodox Christians, known then as Melkites (from the Semitic root for “king”, because they recognized themselves as subjects of the Byzantine basileus, defender of orthodoxy).
How can we explain the Coptic Church’s use of a calendar shorter by 284 years than the Orthodox calendar? The standard explanation is that 284 AD is “the year Diocletian became Roman Emperor, whose reign was marked by tortures and mass executions of Christians, especially in Egypt” (Wikipedia). This sounds like a cover-up of the original cause of the discrepancy. It is inconceivable that the ancient Church of Alexandria would count years from any other date than their own reckoning of the birth of Jesus. No matter how severe the Diocletianic persecution was, it is highly improbable that it could gain a higher symbolic value than the year of God’s Incarnation, and the probability is even reduced if we take into account that its severity has been greatly exaggerated by ecclesiastical historians.[1] Therefore, the Coptic calendar may be akin to a fossil: the tangible proof of an earlier stage of the Christian comput, before its lengthening by roughly 300 years at some indeterminate date.
By design, this falsification has obscured of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early Christian movement and its bitter sectarian conflicts. One of the main victims of the historiography written by the victors (the so-called “Great Church”) was Arianism, the religion of the Goths defeated by Justinian after one of the longest and bloodiest war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The mysteries now surrounding the Arian Goths is interwoven with the mysteries surrounding Constantine. By the admission of his biographer Eusebius of Caesarea, Constantine died an Arian, baptized by the Arian Eusebius of Nicomedia that he had installed a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And if the Goths were Arians, it is because Constantine’s son and successor, Constantius II, was himself an Arian and had sent the Arian Ulfila to convert them. How can we reconcile this with the story of Constantine convening and presiding the Council of Nicaea, and forcing all bishops to sign the anti-Arian Nicene Creed, under threat of exile or worse? It makes little sense.
Equally confusing is the history of Gnosticism. The standard view is that the first Christian Gnostic was Marcion, a contemporary of Justin Martyr (100-165). Then came the Iranian Mani (c. 216-277). But Islamic sources, and particularly the biographer and bibliographer Ibn al-Nadīm, who died in Baghdad in 995 or 998, places Mani before Marcion.[2] So does the sixth-century Byzantine chronicler Malalas, placing Mani during the reign of Nerva Augustus after Domitian (“During his [Nerva Augustus’s] reign Manea appeared, preaching, teaching and attracting a mob,” X.54), and smearing Marcion as “a Manichaean” (XI,19). Scholars assume that “his [Malalas’s] account of Mani himself is misplaced (X §54, Bo268).”[3] But that may not be the case. Manichaeism may have preceded Christianity in the Roman Empire. It may even have been its original matrix. Mani deemed himself “the apostle of Jesus Christ.” If you consider, in addition, that he was from a Jewish Baptist sect (the Elchasites), that he had a mother named Maryam and twelve disciples, and that his death was depicted as a crucifixion and commemorated by a sacred meal, much speculation is allowed.[4]
My only point here is that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and weaknesses in the narrative of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 AD as elaborated by ecclesiastical historians, indicating a probable tampering with the chronology. Further research in Islamic and Byzantine chronicles may yield other discrepancies with standard Church history, and add credibility to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Copts have preserved, even unknowingly today, a correct chronology that makes Jesus (and Augustus) roughly contemporary with Diocletian, as Heinsohn suggests.
Here I will add to the case the fascinating contribution of Swedish scientists Lars-Åke Larsson and Petra Ossowski Larsson, who, after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dendrochronological data, have concluded that Late Antiquity should be shortened by 232 years.
But first, a short discussion about modern scientific dating methods is in order.
Scientific Dating Methods 71MIJze-gaL.jpg
Any theory claiming that our chronology is faulty legitimately raises the objection of modern scientific methods of dating: do they not confirm the accepted chronology? One of these methods is actually quite old: comparing astronomical retrocalculations with historical records of cosmic events such as eclipses has been done for many centuries. Since the celestial bodies move like clockwork, they give us a precise measuring rod, which can, in theory, be applied to ancient chronicles.
There are indeed very ancient astronomical records, as astronomy is one of the oldest sciences. The Babylonians left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on clay tablets, and were even able to make predictions about conjunctions and eclipses. Today, a computer program such as NASA Eclipse Explorers and Eclipse Search Engines, freely available on the NASA Eclipse Web Site, makes possible a true astronomical projection of the real time line.[5] So in theory, matching astronomical events recorded in chronicles with their real time should be easy. In practice, it is hardly the case. Richard Stephenson writes in Historical Eclipses and Earth’s Rotation, regarding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sources:
“Although numerous descriptions of both solar and lunar obscurations are preserved in these sources, commencing as early as the seventh century BC, most accounts are too vague to be suitable for investigating the Earth’s past rotation. The majority of writings which mention eclipses are literary rather than technical, and include historical works, biographies and even poems.”[6]
As a result, astronomical records are only used to fine-tune the existing chronology. An eclipse recorded in a first-millennium-AD Latin text can be dated precisely if we already know the span of a few decades when to look for it. The best match will be adopted, and whatever inconsistency is found will be ascribed to the imprecision of the source. When no match is found, the source will be considered faulty. Let us take as an example Titus Livy, who in his History of Rome from Its Foundation, Book 37, reported the following astronomical event that had taken place many years earlier:
“When the consul [Publius Africanus] left for the war, during the games celebrated in honor of Apollo, on the fifth day before the ides of July, in a clear sky during the day, the light was dimmed since the Moon passed before the circle of the Sun.”
The best match that has been fou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ime ascribed to Livy (59 BC-17 AD) is March 14, 190 BC. But, as Florin Diacu comments in The Lost Millennium (recommended reading), that match is imperfect. “Fomenko, broadening the search by surveying all the eclipses from 600 BC to AD 1600, found only one that matched both the text’s description of the eclipse and its reference to July: AD July 10, 967.”[7]
The layman — like myself — has little means of checking who is right, so the only point I am making here is that correlating ancient chronicles with astronomical retrocalculations always implies reliance on a pre-existing chronology, that is, circular reasoning. As a matter of fact, it has never led to a significant revision of the standard chronology, except by mavericks like Fomenko.
Even more to the point, approximations and errors are common — the rule rather than the exception. For example, Joseph Scaliger (1540-1609), the father of our standard universal chronology, relied intensely on astronomy, but, as his contemporary critics already complained, he refus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phenomenon of “precession” (the slow wobbling of the Earth’s axis through the poles), believing that those who affirmed its existence, like Copernicus, were wrong. This affected his calculations, since the precession advances the calendar of by one day every seventy-one years.[8]
German researchers Uwe and Ilya Topper use astronomical records to challenge the consensual chronology. Believing that the earth’s axis has known several jerks in past centuries, they calculate that the period between the last two jerks (in Caesar’s time an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was not 1,400 years long, but only 700 years long. I have no confidence in their calculation, and only mention it to underscore that astronomy is a double-edged sword in the chronological controversy. (The Toppers, nevertheless, have some very interesting articles in English on their blog www.ilya.it/chrono/en).
The unreliability of astronomy for confirming the existing chronology has been involuntarily demonstrated by astronomer Robert Russell Newton. In his book The Moon’s Acceleration (1979), he surveyed astronomical events recorded in history, and concluded that the moon knew periods of unexplained acceleration. Anatoly Fomenko argues, quite reasonably, that he should have concluded instead that the events were wrongly dated. Conversely, the same Newton argued, in The Crime of Claudius Ptolemy (1977), that, “Ptolemy certainly fabricated many of the aspects of the lunar eclipses, and he may have fabricated all of them,”[9] but here again, Fomenko and other chronology revisionists disagree: they believe instead that Ptolemy lived at a different time than commonly ascribed.[10]
The appearances of comets, which are among the most reported events in the annals, are a case in point that astronomy can be a challenge to conventional chronology. Unlike eclipses, their periodicity is either imprecise or unknown, and therefore cannot serve as a chronological marker. We can convince ourselves of this by reading on the site cometography.com the contradictory opinions concerning the comet reported in February 1106, described in great detail in the Chronica of Sigebert of Gembloux (1030-1112).[11]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ets are rare enough to make a synchronization of their accounts possible. But such a method can be destabilizing. Gunnar Heinsohn, whose theory I have presented in “How Long Was the First Millennium?” has used the famous Comet of Justinian in 536 as a marker for synchronizing Antiquity, Late Antiquity and the Early Middle Ages.
TwinEvents-LG-2.jpg

What about modern, scientific methods of dating like radiocarbon and dendrochronology? Are they as reliable as their inventors pretend? Radiocarbon laboratories rarely make their calculations available for independent testing, and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cases of misdating that the early enthusiasm has now cooled down. As we can read in an article from Cornell University, “new research shows that commonly accepted radiocarbon dating standards can miss the mark — calling into question historical timelines.”[12] Besides its restriction to organic materials, and in addition to errors due to contamination — as one author said, “the radiocarbon date, that’s the date the last dog pee-ed on it” — the more fundamental problem comes from the false assumptions on which the whole method is based. The basic principle is that when an organism dies, it ceases exchanging carbon atoms with the surrounding, and its ratio between carbon 14 (14C or C14) and carbon 12 (12C or C12) decreases exponentially, so that it is possible to calculate the time passed since its death from the measure of that ratio. But that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C14/C12 ratio is perfectly constant in the atmosphere everywhere on Earth and throughout history. That assumption is most probably false, since C14 is formed from cosmic rays hitting the Earth’s atmosphere, and cosmic conditions are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13] As Lars-Åke Larsson and Petra Ossowski Larsson explain:
“the14C/12C-ratio in the atmosphere turned out to be anything but stable.14C is generated in the upper atmosphere by cosmic radiation, which is highly variable. Moreover, “old” carbon from the oceans, tundras and from volcanoes is injected into the atmosphere at a changing rate, not to mention the burning of fossil fuels. Soon after this unpredictable behaviour had been understood, the necessity of a calibration procedure when converting measured “14C-ages” into true calendar ages was realized. For this calibration the radiocarbon content of many samples of known ages had to be measured.”[14]
Because of its imprecision, radiocarbon dating is rarely used for the first millennium AD. As the British archaeologist Alex Bayliss wrote in 2009: “[radiocarbon] studies in the Roman period remain extremely rare as there is a perception that artifact-based dating is more precise (and less expensive!).”[15] As regarding its use for dating more ancient artifacts, Peter James writes in Centuries of Darkness, prefaced by Cambridge archaeology professor Colin Renfrew: “when a radiocarbon date agrees with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excavator it appears in the main text of the site report; when it is slightly discrepant it is relegated to a footnote; if it seriously conflicts it is left out altogether.”[16]
Dendrochronology
This leaves us with dendrochronology, or tree-ring dating. Each time period creates typical sequences of tree rings so that, by overlapping sequences of different trees from archaeologically dated wood samples, it is possible in theory to construct a standard sequence that reaches back centuries for a given region. Dendrochronology has proved very useful for dating Roman sites, since there are considerable amounts of well-replicated tree-ring sequences from construction oak wood of Roman origin from Germany, France and England. Ernst Hollstein, one of the earliest and most active dendrochronologists in Germany, produced in 1980 an absolute reference for oak going back from our time to 716 BC.[17] In 1984, a joint venture by the dendro-labs in Belfast, Köln and Stuttgart Hohenheim, produced a continuous oak tree-ring chronology for Western Europe, which spanned more than 7000 years.
To come up with this impressive result, dendrochronologists use a big amount of math. Here is the list by Ernst Hollstein himself: “Transformation of the ring-width into logarithmic differences,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f the correlating arithmetic, theoretical derivation of congruent patterns, distance regression of similarity, regional analysis, test function with scope of dating, statistics of sapwood and lost tree rings, distribution of centered differences between dating of art styles and dendrochronological dating.”[18]
Such a complicated method can be fine-tuned to reach the desired results without anyone noticing. Some historians have complained about a lack of transparency. There are also potential sources of errors, such as: “Some tree species tend to form false rings. For instance, in 1936 and 1937, a Texas yellow pine grew five rings because of early spring frosts.”[19]
What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it that tree-ring dating is relative by definition, because any tree-ring sequence is “floating” until someone decides where to fit it on the timeline. And the decision always rests on a preconceived idea. Any sample is first attributed an approximate place in time based on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information, then an acceptable match is searched for, which will circularly reinforce the original assumption. Moreover, the strength of dendrochronology depends on the amount of overlapping samples available for any given time: tree-rings are not barcodes, and only a great number of samples can give certainty against error. But since the dating of one sequence depends on the dating of other sequences, a weakness somewhere in the chain can totally invalidate the whole chain.
Such weakness has been identified by Lars-Åke Larsson and Petra Ossowski Larsson, Swedish scientists who have specialized in the analysis of dendrochronological data. As the inventors of Cdendro, a program for dendrochronological crossdating and data quality tests, they developed a critical view of the way dendrochronological data are sometimes bent to fit preconceived ideas.
TwinEvents-LG-3.jpg

In 2010 they focused on one of the centerpieces of Ernst Hollstein’s oak-tree chronology: a single stem from the basement of the Roman amphitheater of Trier, built in the first century AD, that had been well preserved because the basement had remained filled with water for centuries. Based on the 227 rings identified in the stem, Ernst Hollstein dated its felling year as around AD 694. But Lars-Åke and Petra Larsson noticed that a sequence of 100 years in that stem “matches perfectly not only to AD 670 but also to the Hollstein data 207 years earlier.” “The match implies, that when we are looking at data of the periods AD 236-336 and AD 443-543, then we are looking at data from the same time!” This means that “207 invented years” have crept into Hollstein’s curve.[20] The authors conclude: “all dendrochronological datings done on West Roman time wood is wrong by some unknown number of years!”[21]
In the following years, the Swedish couple refined they analysis and in February 2015 confirmed: “we see the growth pattern of Hollstein’s data for the period AD 203-336 being repeated 207 years later in the period AD 410-543.”[22]
The Larssons expanded their investigation by examining how professional dendrochonologists have tried to bridge the continental “Migration gap” by using Irish and Scandinavian data, but could not confirm their optimistic claims. They published their result in April 2015, under the title “Dendrochronological Dating of Roman Time”:
“we have found a distinct correlation between a long north-west European oak curve anchored archaeologically in Roman time, and the Scandinavian pine curves, but 218 years later than expected. There is no correlation at or near to the expected point of match. …
the match of the European Roman oak complex extended with Irish late BC collections against the absolute Scandinavian pine masters does not confirm the conventional dating. Instea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match 218 years later than expected.”[23]
In February 2016, they published an additional article titled “Astronomical dating of Roman time,” in which they correlated their earlier findings with astronomical data (using the NASA website eclipse.gsfc.nasa.gov/eclipse.html), and concluded: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hristian era was inflated with 232 years already when it was invented. This was done by back-dating West-Roman and related history by means of astronomical retrocalculation after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Roman empire had declined.”[24] They discovered, for example, that the precise descriptions of eclipses given by Pliny the Elder in chapters 10 and 32 of Book II of his Natural History correspond only very approximately to the year 71 AD, to which they are traditionally ascribed, while they correspond perfectly to the year 303, that is, 232 years later.
Twin Events in Constantine’s and Justinian’s Times
In August 2016, Larsson & Larsson Ossowski published their longest and most synthetic article, titled “Redating West-Roman history,” in which they documented two sets of “twin events” separated by 232 years. These are “major incisive events which were dated or reported multiple tim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so that it seems that they happened twice.”
These are events whose impact extends throughout the Mediterranean Basin, and whose Latin accounts in the Western Roman Empire and Greek accounts in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have been erroneously dated by modern historians 232 years apart, creating the illusion that they happened twic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distance that separates us from the events in question, it is the Western date that is too old by 232 years.[25]
The first event is the natural disaster documented by ancient historians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such as Procopius of Caesarea, Cassiodorus, or John of Ephesus. Procopius writes that in the tenth year of Justinian (536), “the sun gave forth its light without brightness, like the moon, during this whole year” (Book IV, chapter 14). This led to a plague from around 541 till the end of Justinian’s reign in 565: “During these times there was a pestilence, by which the whole human race came near to being annihilated” (Book II, chapter 22). Scientists have long suspected that the disease was the bubonic plague caused by the pathogen Yersinia pestis, and this was confirmed in 2013 by DNA analysis of samples collected from a graveyard in Aschheim, Germany.
According to Larsson & Ossowski Larsson, “The Justinian plague was such a traumatic event that it apparently resulted in multiple reports.” As it begins in 542, i.e. at the end of the Roman gap, they tested their hypothesis by looking for an echo of this catastrophic event in the Western context around the year 310, i.e. 542 minus 232. They found it in the Church History of Eusebius of Caesarea (c. 263-339), who wrote of an epidemic dated (by modern scholars) in the year AD 310 or 311, with symptoms consistent with the bubonic plague (Book IX, chapter 8):
“The usual winter rains and showers were denying the earth its normal downpour when famine struck, as well as plague and an epidemic of another sort of disease: an ulcer that was called a carbuncle because of its fiery appearance. It spread very dangerously over the entire body but attacked the eyes in particular, blinding countless men, women, and children … Countless numbers died in the cities and even more in the villages and countryside … Death, waging war with the two weapons of plague and famine, quickly devoured whole families, so that two or three bodies might be removed for burial in a single funeral procession.”
Larsson & Ossowski Larsson comment: “the description of two episodes of plague and famine in the written sources with 232 years in between is of course a ‘through ball’ for our hypothesis.”
If the two events are one and the same, then the intervening years may be invented. This is supported by the Liber Pontificalis, a collection of biographies of the bishops of Rome from saint Peter up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several authors at different times. Based on internal evidence, it is admitted that the earliest lives, up to Sylvester I (314-335) in Constantine’s days, were composed around 535-540. In a recent article, Eivind Heldaas Seland argues that:
“The names and dates up to 354 seem to be derived from a chronicle of that year called the ‘Liberian Catalogue’ after Pope Liberius, who held the papacy from 352 to 366. Most of the other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biographies up to the period from which the author had personal experience or information, that is until the late 5th century onwards, is either impossible to confirm, apparently misinformed and in some cases even plainly invented.”[26]
According to the Larssons’ hypothesis, both Eusebius and Procopius described the same pandemic because they are contemporaries.
Procopius reports for the year 539 the appearance of a comet “at first about as long as a tall man, but later much larger. And the end of it was toward the west and its beginning toward the east, and it followed behind the sun itself.” Although Eusebius does not mention a natural cosmic event triggering the famine and the plague in his Church History, he does include a supernatural cosmic event in his Life of Constantine, for the year 312 (= 539 − 227):
“He said that about noon, when the day was already beginning to decline, he saw with his own eyes the trophy of a cross of light in the heavens, above the sun, and bearing the inscription, Conquer by this. At this sight he himself was struck with amazement, and his whole army also, which followed him on this expedition, and witnessed the miracle.”
Eusebius and Procopius happen to come from the same city of Caesarea Palestinae. Eusebius was a Christian historian and theologian who was the bishop of Caesarea around 314 and became close to Constantine. Procopius was a secular historian and lawyer who was close to Justinian and his chief military commander Belisarius. Strangely, Procopius supposedly wrote some 160 years after Christianity became the state religion of the Roman empire, yet he mentions Christianity only in passing remarks such as: “At the opening of spring, when the Christians were celebrating the feast which they call Easter …” (Book IV, chapter 14). Moreover, he consistently calls the capital of the empire Byzantion, although it had been refounded and renamed Constantinopolis 200 years earlier. The ensuing hypothesis is that Eusebius and Procopius are expressing different views on the same events, standing on the opposite sides of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old pagan world and the new Christian one.
Since Eusebius writes about the time of Constantine and Procopius writes about the time of Justinian, it follows logically that Constantine and Justinian are also contemporaries. The Larssons draw attention to a mosaic in Hagia Sophia depicting the Virgin Mary with Child flanked to her left by Constantine offering his Nova Roma and to her right by Justinian offering his Hagia Sophia. The two emperors are clad identically, but appear of different ages: “while Constantine is depicted as a young man with brown hair and rosy cheeks, Justinian is an old man with grey hair and wrinkles.”
TwinEvents-LG-4.jpg

It is reported by Socrates Scholasticus of Constantinople (c. 380-439) that Constantine’s son Constantius built “a great church called Sophia” around 346. This church is said to have been destroyed by fire fifty years later, while the present building was inaugurated by Justinian in 537, then rededicated in 562. “Interesting with our hypothesis in mind,” write the authors, “is that 562, the date for the rededication of the present Hagia Sophia, would be the same year as RomAD 330, the year of the dedication of Constantinople by Constantine.”
Could Constantine and Justinian be one and the same person, building Constantinople and Hagia Sophia in the same lifetime? I find this suggestion by Larsson and Ossowski hard to sustain, since all Byzantine sources distinguish the two characters, and Procopius assumes that Constantine lived long before Justinian. Besides, I doubt that the author who goes by the name Eusebius of Caesarea is who he claims to be, and I suspect that his Life of Constantine is a fiction, perhaps roughly contemporary with the forged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In any case,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Justinian did live two centuries after Constantine.
The Western dendrochronological data corrected by Larsson and Ossowski do not tell us when, in the Byzantine timeline, ghost centuries must be removed. Erasing the historical block between Constantine and Justinian is neither the only nor the best solution.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s presented in my earlier articles, I am rather inclined to consider as non-existent the obscure period of Byzantium before Constantine (or, to be more precise, before Diocletian). This means that we can move forward Western Roman history by 232 years without touching Eastern Roman history. That puts the founding of Constantinople one century after Augustus, rather than three. The exaggerated timespan can be explained by Rome’s obsession to claim precedence over Constantinople. Shortening the gap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history solves the mystery of the almost deserted state of Rome from the mid-third century, which supposes a Roman Empire without a capital for a whole century.
Shortening Late Antiquity
The second case of “twin events” that Larsson & Ossowski Larsson document in their groundbreaking article, “Redating West-Roman history” (2016), is the end of the city of Petra in Jordan, presumably after a major earthquake which crippled the city’s water managing system. Such an earthquake, which devastated the Roman cities of Palestine from Haifa in the north to Petra in the south, happened on the night between the 18 and 19 of May 363 in standard chronology (RomAD 363).
“Nabataean/Roman infrastructure was never rebuilt after the earthquake, it is thought that the post-363 inhabitants dwelt for more than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in a city affected by flash floods and with a primitive economy. Petra suddenly and mystically disappears from the sources after that period.”
However,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cluding papyri found in Petra, shows that the city was still prosperous — and partly Christian — up t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ixth century. Based on these Petra papyri, but also on epigraphy and radiocarbon dating, the authors hypothesize a large earthquake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Dead Sea Fault around 595, exactly 232 years after the documented earthquake of 363. At that time, Petra had passed from West-Roman domination to Byzantine domination, but “With our hypothesis, Roman Petra and Byzantine Petra existed side by side, maybe in separated quarters, and were destroyed in the same earthquake in 595.”
In that case, “the time between RomAD 363 and 595 would collapse to nothing.” The Christian era counts 232 years too many between the beginning of the 5th century and the middle of the 7th century. This period coincides with the so-called “Migration period”. The authors make an interesting connection to the work of Belgian historian Henri Pirenne, who in Mohammed and Charlemagne (1939) has developed an alternative theory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Western Roman Empire: the empire did not collapse at all in the 5th century, but in the 7th century, and not because of the Barbarian invasions, but because of the Arab-Muslim conquest of Syria and North Africa, which destroyed the Roman unity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and brought a stop to the trad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irenne’s thesis has suffered the paradoxical fate of being largely corroborated yet ignored because it puts too much stress on the conventional narrative. Larsson & Ossowski Larsson’s revised chronology makes full sense of it: “According to our hypothesis, the crash of the West-Roman empire came with the start of the Arabian expansion after 630. This has been postulated by Henri Pirenne.”
Other unsolved mysteries in the earl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man-Christian world and the Arab-Islamic world can begin to find a solution, as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within the Roman Empire … becomes a much more dynamic process.” The authors write in “Astronomical dating of Roman time”:
“With the hypothesis that RomAD 412 in Alexandria is the same year as 644 in Constantinople, Arianism gets a quite dynamic development. It took only about one hundred years until Islam emerged possibly as the result of a theological controversy. The Christian church reacted with a sharp persecution of all kinds of heresy, and with a strict consolidation of the scriptures.”[27]
What Larsson & Ossowski Larsson are really doing is reduce Late Antiquity, a period so elusive that it had gone unnoticed until Peter Brown drew attention to it in 1971.[28] They believe this period of about 350 years has to be drastically reduced to just over one century of “clustered natural catastrophes.” As they write in the concluding section of their article “Redating West-Roman history”:
“while the mainstream historians count about 350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we count just slightly more than 100 years which unarguably adds a dynamic touch to the ‘dark ages’. Because in the end it is the time frame given by the scientific consensus which allows the historians to spread the known historical events over the available time span. Do you dispose of 350 years, you will have to write history for 350 years. This means for example that in mainstream history the early Byzantine period always comes after the late Roman period, never parallel with it, which might be problematic as in the case of Petra. Byzantine Petra seems to exist for 232 more years among the ruins of Roman Petra.
The same is valid for the advance of Christianity in the Roman empire. Initiated under Constantine, the process seems still not finished under Justinian though Christianity has been the state church for almost 200 years. Prominent chroniclers contemporary with Justinian write in a ‘classic style’ which evokes the question if they are already Christians or still pagans. Pagan festivals are still observed in Constantinople as reported by Agathias.
… In our short version of Late Antiquity, Constantine and Justinian are at least contemporaries. Byzantine Petra is destroyed in the same earthquake as Roman Petra. Christianity is new to the Romans and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especially the intellectuals like Procopius and Agathias, who still follow classic ideals. Byzantium is the name used for the capital city until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Justinian, after his death Constantinople is used instead. …
The cold period which is called the Late Antique Little Ice Age is in our version not only a part of Late Antiquity, it is pari passu with Late Antiquity. This means that climatic coincidences most probably started the course of events which hundred years later led to the fall of the West-Roman empi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ast-Roman empire, simultaneously and not after each other with 232 years in- between.”[29]
The authors added new arguments to their theory in August 2019, in an article about the famous “coin collection” found in the grave of Childeric, an early Merovingian king believed to have reigned from 458-481 AD. His grave contained a large amount of old Roman denarii that had stopped being circulated around 240,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before Childeric’s death. Rather than being evidence of a dynastic heirloom (the dynasty had hardly begun), this treasure shows that Childeric was contemporary with Severus Alexander (AD 222 to 235).

“The period of instability which allowed Childeric to gain power in parts of Gaul thus was not the time after the fall of the West-Roman empire as conventionally assumed, but the Crisis of the Third Century. Childeric did not live more than hundred years after, but 60 years before Constantine the Great (whoever that was). Therefore his pagan style burial with a stunning sacrifice of 21 horses was fully acceptable also by Roman standards. His son Clovis was the first Merovingian king to become a Christian as narrated by Gregory of Tours (book II), in a manner very similar to the conversion of Constantine I as narrated by Eusebius. We will have to reconsider which of the stories is the original and which is the copy. / This also explains why there are no ‘western’ coins of the Tetrarchy and the Constantinian and Valentinian dynasties (RomAD 284 to 392) in Childeric’s treasure. These dynasties would have reigned after 518, long after Childeric’s death.”[30]
Charlemagne’s Ghost 71MIJze-gaL.jpg
Without surprise, the work of Lars-Åke Larsson & Petra Ossowski Larsson has been met with contempt within the dendro community. In a paper published in 2019 by the academic journal Dendrochronologia under the title “Missing link in Late Antiquity?” Andreas Rzepecki and his co-authors acknowledge weak matches in the dendrochronological record for Roman times, but conclude that they must be correct anyway because “criticism of the general accepted medieval timeline has already been disproved by various scientific disciplines.”[31]
On their side, Lars-Åke Larsson & Petra Ossowski Larsson respectfully acknowledge the work of Heribert Illig and Hans-Ulrich Niemitz, who together with other German scholars have long argued that our conventional chronology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AD is too long by some 300 years.[32] Illig and Niemitz believe that the Carolingian Empire was a literary half-fiction born out of the propaganda needs of later Germanic emperors.
Although it may seem that the work of Lars-Åke Larsson et Petra Ossowski Larsson supports the theory of Illig and Niemitz, this is hardly the case. The time-blocks deleted do not overlap. For the Larssons, it has to be taken from Late Antiquity, from around 300 to 550, while for Illig and Niemitz, the phantom period belongs to the Early Middle Ages, roughly between 610 and 910. The Swedish couple is confident about this later period: “we can regard European tree-ring chronologies back to about 500 as a true projection of the real time line.”[33]
Yet in 2010 the same authors stated that the “Roman gap” is not the only weak point in the dendrochronology: “also the ‘Carolingian gap’ (or ‘Merovingian gap’) centred around AD 750 is problematic.”[34] The great Ernst Hollstein himself mentioned the difficulty of this period:
“All attempts to get enough tree ring sequences from timber of the Carolingian times have failed … It is strange, but it proved a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connect the Merovingian wood samples from excavations with the above mentioned chronologies. … After two years of intensive studies I can name at last the right dates and put in order all samples of the early Middle Ages.”[35]
The Larssons now concur that “Hollstein bridged the ‘Carolingian gap’ correctly!” But they add: “the closing of the Carolingian gap does not imply a proof against the theory of invented years during Carolingian time!”[36]
Is it possible that Illig-Niemitz and the Larssons are both right about, respectively, the “Migration gap” of Late Antiquity and the “Carolingian gap” of the Early Middle Ages? If so, our first-millennium chronology would have to be shortened by not just one period comprising 2 to 3 centuries, but by two such periods, just like Gunnar Heinsohn suggested.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Notes
[1] Edward Gibbon was the first to call into question the authenticity of traditional accounts of the Christian martyrs in his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76).
[2] Melhem Chokr, Zandaqa et Zindīqs en islam au second siècle de l’Hégire, Presses de l’Ifpo, 1993, Première partie, chapitre II, on books.openedition.org/ifpo/5360?lang=fr
[3] Elizabeth Jeffreys, Brian Croke, Roger Scott (eds.), Studies in John Malalas, Brill, 2017 p. 13
[4] Read Werner Sundermann’s articles “Manicheism v. Missionary activity and technique” and “CHRISTIANITY v. Christ in Manicheism,” both from Encyclopædia Iranica (2009) and available online at www.iranicaonline.org
[6] Richard Stephenson, Historical Eclipses and Earth’s Rotation, Cambridge UP, 1997, quoted in Petra Ossowski Larsson and Lars-Åke Larsson, “Astronomical dating of Roman time,” February 2016, 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96060902_Astronomical_dating_of_Roman_time
[7] Florin Diacu, The Lost Millennium: History’s Timetables under Siege, second editi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85. Chapter 2 of this book, pp. 33-52, is a good exposé of the use of astronomy in chronology.
[8] Ibid., p. 39.
[9] Robert R. Newton, The Crime of Claudius Ptolemy, The John Hopkins UP, 1997, p. 374.
[10] Vedveer Arya, “Ptolemy’s Almagest: A Great Treatise or A Successful Fraud,” https://www.academia.edu/51299571/Ptolemys_Almagest_A_Great_Treatise_or_A_Successful_Fraud
[12] Cornell University, “Inaccuracies in radiocarbon dating,” June 5 2018, 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8/06/180605112057.htm
[14] Petra Ossowski Larsson and Lars-Åke Larsson, “Radiocarbon dates of dendro-dated timbers from Roman London show large offset,” June 2019, 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4094183_Radiocarbon_dates_of_dendro-dated_timbers_from_Roman_London_show_large_offset
[15] A. Bayliss, “Rolling Out Revolution: Using Radiocarbon Dating in Archaeology,” Radiocarbon 51(1), 2009, pp. 123-147, 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radiocarbon/article/rolling-out-revolution-using-radiocarbon- dating-in-archaeology/0CCCCE4FB7B0BEF52F552C1039C7855A quoted in Petra Ossowski Larsson and Lars-Åke Larsson, “Radiocarbon dates of dendro-dated timbers from Roman London show large offset,” op. cit.
[16] Peter James, Centuries of Darkness: a challenge to the conventional chronology of Old World archaeology, Rutgers UP, 1993, p. xix.
[17] G. Lambert, “Dendrochronologie et archéologie : problèmes méthodologiques et théoriques (Exposé de synthèse),” ArchéoSciences, revue d’Archéométrie, année 1980, 4, pp. 9-20, on https://www.persee.fr/doc/arsci_0399-1237_1980_num_4_1_1105
[18] Quoted in Hans-Ulrich Niemitz, “Did the Early Middle Ages Really Exist?” 1995, revised 2000, 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jsessionid=68593502395E97A609231B4DAF9CC4F3?doi=10.1.1.494.4845&rep=rep1&type=pdf
[19] Diacu, The Lost Millennium, op. cit., p. 176.
[20] Lars-Åke Larsson and Petra Ossowski Larsson, “The validity of the European chronology. The case of the stem of the Trier Amphitheater”, January 1, 2010, updated February 17, 2010, www.cybis.se/forfun/dendro/hollstein/arenakeller2/
[21] Lars-Åke Larsson and Petra Ossowski Larsson, “The ambiguous match in the Hollstein chronology. Confirming the dating of the Middle collection to AD 401-716,” 21 September 2010, https://www.cybis.se/forfun/dendro/hollstein/ambiguous/index.htm
[22] Petra Ossowski Larsson and Lars-Åke Larsson, “How continuous is the European Oak Chronology?” February 2015, media.cdendro.se/2015/02/16117-19224-1-SM.pdf
[23] Lars-Åke Larsson et Petra Ossowski Larsson, “Dendrochronological Dating of Roman Time” April 2015,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75083761_Dendrochronological_Dating_of_Roman_Time
[24] Petra Ossowski Larsson and Lars-Åke Larsson, “Astronomical dating of Roman time,” February 201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96060902_Astronomical_dating_of_Roman_time
[25] Petra Ossowski Larsson and Lars-Åke Larsson, “Redating West-Roman history,” August 201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6268333_Redating_West-Roman_history_- about_specious_twin_events_and_anachronisms_in_Late_Antiquity. Unless specified, all further quotes are from this article.
[26] Eivind Heldaas Seland, “The Liber Pontificalis and Red Sea Trade of the Early to Mid 4th Century AD,” in D. A. Agius, J. P. Cooper, A. Trakadas & C. Zazzaro (Eds.), Navigated Spaces, Connected Places: Proceedings of Red Sea Project V, Archaeopress, pp. 117-126, https://www.academia.edu/26383437/The_Liber_Pontificalis_and_Red_Sea_Trade_of_the_Early_to_ Mid_4th_Century_AD
[27] Ossowski Larsson and Larsson, “Astronomical dating of Roman time,” op. cit.
[29] Ossowski Larsson and Larsson, “Redating West-Roman history,” op. cit.
[30] Petra Ossowski Larsson and Lars-Åke Larsson, “About the obsession with Roman heirlooms in Late Antiquity,” August 2019, 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5517926_About_the_obsession_with_Roman_heirlooms_in_Late_Antiquity
[31] Petra Ossowski Larsson and Lars-Åke Larsson, “Response to Rzepecki et al., ‘Missing link in Late Antiquity?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Hollstein’s Central European Oak Chronology,” 2019,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0857300_Response_to_Rzepecki_et_al_Missing_link_in_ Late_Antiquity_A_critical_examination_of_Hollstein%27s_Central_European_Oak_Chronology
[32] In the discussion below, I rely on Heribert Illig, “Anomalous Eras – Best Evidence: Best Theory,” Toronto Conference, 2005, https://fr.scribd.com/document/79623295/Anomalous-Eras-H-Illig-Toronto-2005 #; Hans-Ulrich Niemitz, “Did the Early Middle Ages Really Exist?” 1995, revised 2000, https://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jsessionid=68593502395E97A609231B4DAF9CC4F3?doi=10.1.1.494.4845&rep=rep1&type=pdf
[33] Ossowski Larsson and Larsson, “Redating West-Roman history,” op. cit.
[34] Larsson and Ossowski Larsson, “Merging Hollstein curves,” op; cit.
[35] Ernst Hollstein, “Dendrochron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an Hölzern des frühen Mittelalters,” in Acta Praehistorica 1(1970), p. 147-156 [p. 148], quoted in Hans-Ulrich Niemitz, “Did the Early Middle Ages Really Exist?” op. cit.
[36] Petra Ossowski Larsson, Lars-Åke Larsson, “An Irish tree ring chronology. An interpretation of some raw dendrochronology data published by the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September 9, 2012, https://www.cdendro.se/forfun/dendro/hollstein/belfast/index.htm#NewE



该会员没有填写今日想说内容.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