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如何准确理解与把握这一重大研究成果的实证意义，颇为重要。
我国人类史可以追溯到百万年前
考古学强调“透物见人”，它至少包括考古材料特征识别、形成过程研究、从考古材料到人类行为的推理、社会文化行为理论研究以及哲学层面的反思五个环环相扣的流程。“百万年的人类史”的结论得以印证，很大程度上就是借用体质人类学中的“人种学”研究方法，对远古人类骨骼所包含的诸多客观信息进行深入探究，从而实现透过骨骼遗存提取人类信息。
中国古人类化石的重大发现始于1918年，当时瑞典人安特生在周口店发现了一些动物化石，后来又发现了两颗古人类牙齿化石。1927年，加拿大人步达生根据这些牙齿化石给他们一个名字“北京中国猿人”，俗称“北京猿人”或“北京人”。1929年12月2日，中国学者裴文中在周口店遗址发现了一具基本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距今约50万年前，这是当时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古人类化石，而且头骨具有独特的东亚直立人特征。随着考古工作的趋向深入，在中国还发现了云南元谋人牙齿化石、陕西蓝田人头骨化石、湖北郧县梅铺人牙齿化石、湖北郧西白龙洞人牙齿化石，这些古人类化石的年代大多数在距今100万年左右。
我国有着一万年的文化史
所谓“一万年的文化史”，是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该领域通过开展一系列实地民族调查而对整个人类所具有的各种文化形态及文化演进展开研究，其有关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早期国家等问题的理论，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重要参照价值。
在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人类史，就是一个不断发现能源、汲取能量的过程，食物是最基本且最重要的一环。距今约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进入新石器时代阶段之际，农业起源也随之开启，这奠定了农耕文明的底色。目前已发现确认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大致可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两大区域。这些遗址所反映的古人类定居生活和耕种行为的遗迹遗物，揭示出农作物驯化和农业起源在我国至少可追溯到一万年前。值得强调的是，在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条件下，距今万年之前就形成稻作和旱作（即南稻北粟）两大农业体系的雏形，而且在距今9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时代这两大农业文化就实现了在中原地区的碰撞与融合，从而促成以复合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仰韶文化的大扩张，奠定了早期华夏族群的人口、语言等文化基础，形成以区域性文化传统为主体的广泛联系的早期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
我国文明史已历经五千多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利用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稳定同位素等相关科技考古手段综合表明，在距今5500年前后，黄河、长江等地已经分别形成了“谷豕是飨”“饭稻羹鱼”为主要生业特点的农业社会，这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生业经济基础。换言之，农业生产出现后，人们开始定居生活，逐渐有了社会分工、社会生活与多样化的精神世界，自此贫富分化也渐次发生。随着阶级、阶层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出现，国家最终诞生。这印证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的：“文明时代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结果显示，距今5500年前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初始阶段，这突破了西方以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所提出的“城市、金属和文字的国家形成”的“三要素说”，根据中国的材料（尤其是良渚古城的发现），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
综上所有研究成果，足以证明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具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脉相承、不曾断裂的历史。
（《学习时报》6.20 王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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