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城邦社会治理的崩溃（上）——亚里士多德人格分裂算症状还是前兆

  如果我们把古希腊研究专著中的叙述全视作“真”，还会得出西方伪史同样的结论吗。

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想
  欧罗巴人……政治方面的功业总是无足称道；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技巧……甚至沦为奴隶；唯独希腊各种姓……能够治理世上所有其它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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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归理论，狂想归狂想，那么，古希腊凭怎样一种政治结构实现他们的理想呢。

二、城邦人口的构成
  西方不是鼓吹古希腊民主吗，我们先看看所谓民主的人口结构。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很明确：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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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的注释中给出了在雅典的人口构成。可以看到，有票权者与其他人口比约为，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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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斯巴达人与黑劳士（黑皮肤奴隶）的比例高达1：15，按有票权者与其家属1：3推算，有票权者与其他人口比会奇高。
  亚里士多德考察了希朴达摩的城邦实践后，认为城邦人口下限一万人太少了。
  于是，给出了一个模糊的标准：能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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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谁是混用政治权利者
  在人口上下限数量上费笔墨，亚里士多德意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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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里士多德担心，管理水平有限，会产生诸多疏漏。相较于其政治理想，眼高手低，算是位实干家，还是有点人格分裂。
  亚氏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没有解决姓氏问题，可能让亚氏彻夜难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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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有姓氏的社会里，用“某个人的儿子”替代“姓氏”的占位，也是一种方法。基于票选的需要，用村名替代“姓氏"的占位，更算一种创造发明。如此看来，城邦当局的管理水平并没有让“混用政治权利”者们得逞。这也能让我们看到，亚氏政治学将控权放在首位。
  至于外籍人士获取公民权的难度，如古朗士的《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史》所言：雅典有时给予公民权，…同意票并须在六千以上。雅典平常会议，公民人数不常见有此数。…若仍旧通过。不论雅典任何人，皆可至法庭攻击通过的命令，以为违反古法，使它废除。
  所以，“姓”的方式的改变，与获得公民身份，与平等的权利，没有必然的联系。
  还要注意的是：雅典平常会议，公民人数不常见有此数（六千）。与引文03中的2.8万人的数字出入太大。
  种种奇葩逻辑链提示我们，提防“混用政治权利”不过是城邦人口上下限理论的托辞。

四、真正的威胁
  自由民、侨居者“混用政治权利”的“阴谋”没能得逞。真正威胁城邦政制的力量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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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巴达希望消灭他们的农奴”，什么情况，闹得不可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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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巴达人与黑劳士的比例为1：15，为了与“易怒”的黑劳士们保持距离，斯巴达人搞了个隔离带，迁入庇里阿西人居住，他们与斯巴达人的比例是5：1。
  这样就形成了，从居住区到社会地位合二为一的金字塔结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没有天下观的族群，即便听见了类似教诲，也会当作耳旁风。万没想到，黑劳士、庇里阿西人成了最大的威胁，拱卫者变成了埋葬者。斯巴达人随身佩刀的习俗已不能让人安心，“总是处于备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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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斯巴达鼎盛时，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占土地面积的五分之二，到了公元前244~前241年，斯巴达人口骤减至700户，丧钟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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