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腾：哈斯金斯之后西方学界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
作者：李腾，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副研究员
来源：《世界历史》2022年第5期/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内容提要：自美国学者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12世纪文艺复兴》一书出版以来，对“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内涵及研究方法的讨论至今仍是西方中世纪史学界的研究热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讨论基本上围绕着哈斯金斯模式展开。哈斯金斯之后，西方学界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30-40年代，西方学界延续哈斯金斯模式，聚焦于古典文化、世俗文化和拉丁精英文化等领域，但也开始提出质疑。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50-90年代，西方学界主要通过探究中世纪盛期的宗教文化来突破哈斯金斯模式的局限。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西方学界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认识趋于多元，不再拘泥于精确定义，使这一概念日益泛化。这一演变体现了西方学界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的变化，也使“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呈现出更为多样的面貌。
关键词：哈斯金斯 12世纪文艺复兴 中世纪史研究 古典拉丁文化 宗教文化
美国史学家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在1927年出版的《12世纪文艺复兴》被广泛视为20世纪中世纪史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在19世纪以来欧美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哈斯金斯全面深入地考察了发生于11世纪下半叶到13世纪中期的西欧文化复兴运动，从而使“12世纪文艺复兴”成为百年来西方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概念。西方学界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定义、起止时间和特征的一系列讨论，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西方中世纪史研究，且一直延续至今。从整体上看，有关“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语学界，且多围绕哈斯金斯所构建的模式展开。20世纪中期以来，英语学界在教科书中大量使用“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并编辑出版了一批原始文献和相关研究的读本，使这一概念借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席卷全球。
“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在20世纪西方学界的演变是中世纪史研究发展的缩影，新视角的引入更成为学术模式转移的重要标志，从史学史角度对“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的演变进行探索仍有较大空间。玛西亚•科利什(Marcia L. Colish)认为，“12世纪文艺复兴”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获得独立合法性，对其的研究应超越“反布克哈特主义”的藩篱。雷杜夫•梅尔福(Leidulf Melve)则系统阐释了20世纪中后期的最新研究，指出将中世纪视为“迫害性社会”或“现代社会根基”的两种对立观点，是促进“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模式转移的根本动力。在这两篇文章中，前者更偏重理念反思而疏于讨论具体研究，后者则重在列举成果而缺乏对研究重心转移的宏观把握。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哈斯金斯之后西方学界在“12世纪文艺复兴”领域的研究进行梳理，探讨西方学界对哈斯金斯模式的继承与反思，并将宗教文化和“他者”视角的引入作为研究重心转移的标志，以呈现“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在20世纪中后期的演变及这一概念最终走向泛化的过程。
一、对哈斯金斯模式的继承与反思
哈斯金斯对中世纪的探究明显采取了现代的、世俗的进步主义视角。他身兼哈佛大学教授和研究生院院长，并曾担任美国中世纪学会会长，为20世纪的美国学界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促进了“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在知识界的传播。二战后，几乎所有关于“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都以哈斯金斯的论著为起点，形成了注重古典拉丁文化和世俗文化的研究模式。
首先，一部分学者从整体上接受哈斯金斯的研究模式，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拓展。华莱士•弗格森(Wallace Ferguson)指出，哈斯金斯的《12世纪文艺复兴》虽聚焦于拉丁文化，却是对中世纪盛期思想史和精神生活的最佳研究，也是这个领域中影响最大的作品。弗格森强调，此前对中世纪文化复兴的研究，大多将这些现象视作黑暗背景中的一缕光亮，或将之视为后世“真正文艺复兴”的先驱。只有哈斯金斯将“12世纪文艺复兴”描绘为一场广泛的文化运动，并将之与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领域紧密结合。哈斯金斯将这场文化发展运动的下限定在1250年左右，他认为此时欧洲基本完成了对古典文化的接受与吸收，而弗格森则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上限提到了1300年，因为当时的西欧遭遇了“道德、宗教、知识和审美”的危机，并伴随着真实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因此，两次文艺复兴相继成为中世纪文化高峰和关键转型时代的分水岭，共同塑造了现代世界。查尔斯•霍华德•麦基文(Charles Howard McIlwain)也认为，从政治机构和政治理念的革新来看，哈斯金斯所倡导的“12世纪文艺复兴”标志着更具根本性的变化，现代世界的宪政主义也起源于这个时期。
除美国学界的推崇外，欧洲学界也普遍接受哈斯金斯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阐释。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指出，如果不过分严格地从年代学意义上去理解，“12世纪文艺复兴”的说法完全站得住脚。受法国史学传统的影响，布洛赫认为这一文化运动在进入12世纪之前的二三十年间就已初露端倪，成为“封建社会第二阶段”的重要标志。另一位法国学者雅克•布朗热(Jacques Boulenger)更突出欧洲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将从1100年开始并延续到14世纪的这场文艺复兴视为“唯一真正”的文艺复兴。奥地利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希尔(Friedrich Heer)则将时间段上移，认为欧洲从加洛林时代就开始了“文艺复兴”进程，并最终在12世纪大放异彩。希尔强调，12世纪到13世纪中期的欧洲是一个“开放性社会”，但国家、民族和教会组织的边界从14世纪起演变为相互隔绝的屏障。
在哈斯金斯的解释框架中，古典拉丁文化的复兴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核心标志。在基本接受哈斯金斯模式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着重探讨了古典人文主义传统内部的差异。弗雷德里克•宾科德•阿茨(Frederick Binkerd Artz)把“12世纪文艺复兴”的起点推到11世纪初期，将身兼希腊、拉丁、伊斯兰多重传统的沙特尔的圣富尔伯特(Saint Fulbert of Chartres，约960-1028年)作为这场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弗雷德里克•阿茨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主要分为两类，其一是继承希腊-罗马传统的人文主义者，其二是继承犹太教-早期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又划分为更重视拉丁古典文献的“修辞派”和更注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辩证法派”，他们对古典文化的接受和理解存在明显差异，各种思想流派的交织共同塑造了12世纪的多元面貌。在阿茨看来，“12世纪文艺复兴”的最终成果呈现于13世纪，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到1250年左右在文化上都成了“巴黎的行省”，“大多数最具原创性的知识生产活动都集中在同一个地区”的状况更是前所未有。阿茨甚至认为，除文学和艺术领域外，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取得的成就有限，尤其是在科学和哲学上远逊于12世纪，难以被视为新时代的开端。
其次，“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合法性和适用性也受到了一些质疑。威廉•A. 尼茨(William A. Nitze)对推崇12世纪文化地位的做法持否定态度，坚持认为自觉的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 awareness)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与其他文化运动有所区别的要素，而“文艺复兴”概念的滥用只能导致问题复杂化。爱娃•马修斯•桑福德(Eva Matthews Sanford)承认“12世纪文艺复兴”的说法在教学上具有实用性，但也容易产生误导。在桑福德看来，12世纪本身就是在文化发展上非常重要且具有独立价值的时代，既不应单纯解释为古代文化的“回光返照”，也不应简单视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滥觞。过度强调中世纪文化所包含的“文艺复兴式特性”，会导致中世纪特征的丧失，而这些特征是11-13世纪基督教社会的核心纽带，也恰恰是14-15世纪各种思潮所要尽力摧毁的。霍姆斯•乌尔班(Holmes Urban)则认为，“复兴”(renaissance)一词在语境中的真实含义是指对更高层次知识与学问的热爱，囊括了文化从精英向大众广泛传播的过程，远超重新发现古典拉丁文学的范畴。因此，乌尔班将这场运动解释为“文化热情的觉醒”，涵盖辩证法、神学、法学、方言文学和装饰艺术等多个领域。更重要的是，12世纪在音乐、建筑、政治科学和历史写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突破，而这些领域并无多少古典资源可资借鉴，更能证明这个时代的文化发展并不局限于甚至不依赖于古典文化的重生。
艺术史家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率先采用小写、复数的renascences或“原文艺复兴”(proto-Renaissance)一词来指代中世纪的历次文化运动，而将大写、单数的Renaissance保留给“意大利文艺复兴”。潘诺夫斯基指出，强调中世纪文化成就及历史延续性的学者大多来自经济、社会、政治、宗教和自然科学史等领域，但只有从事审美领域研究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划时代意义。在潘诺夫斯基看来，无论是“加洛林文艺复兴”还是“12世纪文艺复兴”，在本质上都是中世纪的产物，在对待古典文化的态度上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迥然不同。具体来说，这种差异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世纪的“文艺复兴”都倾向于将古典文化的形式与内容相互分离，基督教对古典异教文化始终怀有敌意，且古典文化必须与基督教神学结合才具备合法性。第二，中世纪对古典文化的接受和借用都是片段式的，且持续时间不长，唯有“意大利文艺复兴”对古典文化的复生是永久性的。第三，中世纪的文化运动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最大差异在于不同的历史感知，只有后者才明确感知到古代与当下存在着巨大的文化断裂。可以看出，潘诺夫斯基和哈斯金斯对两次文艺复兴的地位的评价有所差异，但都侧重“文艺复兴”概念中的古典要素。
事实上，许多学者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质疑，主要是惯性地将这一运动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进行对比。诚如斯蒂芬•C. 菲罗多(Stephen C. Ferruolo)所论，倾向于宽泛定义“文艺复兴”的学者重在全面评估“12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创新性，探究其核心人物及其活动的原创性，并强调这些成就的传播程度与持续性。与之相对，那些对“文艺复兴”概念进行狭义解读的学者则更关注古典文化的复兴，并试图分析所谓的古典文化复兴是否遵循其本意，还是按中世纪人自身的文化体系来理解。
最后，由于在基本概念上难以达成共识，一些学者尝试采取新的研究视角。他们延续了从布克哈特到哈斯金斯对“人文主义”要素的关注，但不同于古典化、世俗化的人文主义解读，而更突出中世纪特性。他们认为，布克哈特所谓“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都已经在12世纪出现了。林恩•汤森德•怀特(Lynn Townsend White)指出，12世纪在“发现世界”的过程中涌现了大量技术创新，而这些创新反过来改造了欧洲认知世界的精神结构，促进了“人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原先指代人性之软弱的humanitas一词从12世纪开始发生词义变化，更强调人类本性的尊严。英国史学家理查德•威廉•萨瑟恩(Richard William Southern)就以“人文主义”为切入点，构建了他所理解的“12世纪文艺复兴”。在萨瑟恩的体系中，“人文主义”被分为两种，狭义的人文主义又称“文学的人文主义”(literary humanism)，指基于古典文化的传统学科，如语法、修辞、诗歌、历史，以及道德哲学等；广义的人文主义则称为“科学的人文主义”(scientifichumanism)，聚焦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包含逻辑、神学、法学、自然科学和医学等12世纪更具原创性的知识体系。从时间上看，萨瑟恩重点关注11世纪末到12世纪上半叶，强调这一时期理性与权威在各种研究中的地位的变化。从地理范围上来看，萨瑟恩更突出英格兰、西班牙等边缘地区独特的政治变动与学术传统，以揭示这场运动中不同文化区域的地方性色彩。从研究主题上看，萨瑟恩注重中世纪的自然科学思想，认为宇宙观的转变导致了整个社会心态和思考结构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萨瑟恩将大量神学思想引入中世纪人文主义的阐释体系中，使“12世纪文艺复兴”呈现出更为不同的面貌。宗教文化在哈斯金斯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却在萨瑟恩的阐释中扮演重要角色，体现了“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的重要进展。
二、宗教文化与“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的革新
随着20世纪中期以来学者们对宗教文化的重视，“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的阐释重点开始发生变化。哈斯金斯的“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貌似是对布克哈特的挑战，实则吸收了布克哈特式文艺复兴的精髓，更注重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复兴与传承，而忽视中世纪盛期宗教思想与制度的发展。这种“重世俗、轻宗教”的研究路径反映了20世纪初期美国学界的学术品味，却与12世纪的历史语境脱轨，更存在着重大盲区。特别是11世纪以来的教会改革、政教之争，以及若干重要宗教修会的创立等，都在哈斯金斯的解读中处于边缘地位甚至完全遭到忽视。无论是传统克吕尼派，还是新兴熙笃会，都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这些都是无法从古典文学复兴的角度解释的。通过将宗教文化大量纳入“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中，原先聚焦于古典化、世俗化和拉丁精英文化的哈斯金斯模式受到更有力的挑战，也标志着“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首先，通过对宗教文化的强调，学界进一步摆脱了“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的世俗化框架。在中世纪史研究中，西方学者或多或少带有教派倾向，早期关注中世纪盛期宗教文化的学者多具有天主教背景。出身本笃会的英国中世纪史学家大卫•诺尔斯(David Knowles)在1962年出版的《中世纪思想的演化》中，直接以“11和12世纪的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为标题，着重从教会思想发展与区域演变的角度阐释了这两个世纪的变化。19世纪以来的学者大多将阿伯拉尔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作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通过强调他们与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复兴的紧密关系，彰显这一中世纪盛期文化运动的特质。然而，诺尔斯却认为克莱沃的伯尔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约1090-1153年)和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约1080-1143年)更能代表“12世纪文艺复兴”的特性。在诺尔斯看来，前者代表了隐修生活的新趋势，后者则预示着新型历史书写的发展，这两个领域的革新比阿伯拉尔的辩证法或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古典人文主义的影响都更深远。诺尔斯还强调这次“伟大的欧洲文艺复兴”中的跨地域性，指出这一运动始于法国，蔓延到意大利北部和英格兰，逐渐遍及整个西欧，具有鲜明的国际化特征。在诺尔斯所构建的体系中，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主要集中在两个地理区域：其一是西欧北部地区，以教士为中心，隐修院学校和主教座堂学校发挥了关键作用，主要学科是哲学和神学；其二是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带有城市化与世俗化特征，因此医学和法律这两类实用性学科发展最为迅猛。他特别指出，与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相比，“12世纪文艺复兴”既没有国家政权的支持，又没有教宗、君主或贵族的大规模赞助，完全是一场由教师、思想家和作者自主发起的由下而上展开的超民族、超国家(supra-racial/supra-national)且同质化(homogeneous)的运动。
诺尔斯对“12世纪文艺复兴”在欧洲历史演进中的阐释带有明显的目的论。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为托马斯•阿奎那与波纳文图拉这两座神学高峰而准备的，其丰硕成果最完整地体现在神学系统的建立上。这一观点迥异于19世纪后期以来的诸多解读，因为在哈斯金斯等人看来，用“文艺复兴”来命名12世纪正是为了强调其异教和世俗元素，更将“12世纪文艺复兴”的夭折归咎于经院主义的僵化。诺尔斯则认为，12世纪的哲学家们虽然借用了古代哲学的若干概念，但使用的语境、背景和世界观都截然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诺尔斯与潘诺夫斯基的理解相似，但诺尔斯强调“12世纪文艺复兴”绝非“意大利文艺复兴”在中世纪盛期的翻版，在神学研究和宗教文化上的突破也远比古典文化复兴更为重要。
其次，对宗教思想的深入研究成了西方学者突破哈斯金斯模式，拓展“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范围的重要切入点。学者们在承认哈斯金斯对中世纪盛期文化的洞察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将“复兴”与“革新”并列，意在突破哈斯金斯模式的界限，将重点由传承古典文化转移到更具时代性和原创性的活动上。为更好地澄清概念问题，德国学者格哈特•拉德纳(Gerhart Ladner)认为中世纪共出现了四种革新。第一种是恢复(restoration)，主要指加洛林王朝和奥托王朝君主对帝国统治的改造和政治上的革新；第二种是改革(reform)，主要指格里高利七世的教会改革；第三是反叛(rebellion)，广义上指中世纪中后期对既定宗教、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反抗；第四种是重生(renascence)，指这一时期产生的对自然世界和宇宙论的新理解。拉德纳采取了相对折中的表述，认为此处讨论的“12世纪文艺复兴”是第二种和第四种革新的结合，人们通过古典文化复兴使学问恢复了古代的样貌(status antiquus scientiae)，教会改革则使教会回到了原初的形式(primitiva forma ecclesiae)，两者共同构成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核心特征。
以法国天主教学者让•勒克莱克(Jean Leclercq)为代表的神学思想史家注重从神学发展的脉络分析“12世纪文艺复兴”。勒克莱克采用了隐修神学(monastic theology)和经院神学(scholastic theology)的划分，分析两种神学研究路径在对待权威与理性的态度的差异，以及不同宗教灵修生活方式的影响。勒克莱克强调，神学理念的更新是古典文化复兴的重要载体，中世纪的文化发展绝非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延续。值得注意的是，勒克莱克在作品中频繁使用“加洛林文艺复兴”一词，却拒绝使用狭义的“12世纪文艺复兴”。因为在他看来，古典遗产从未在12世纪的历史舞台上缺席，12世纪的伟大成就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古典文化的复兴，从10世纪到12世纪，文化演进的根本动力是神学思想和教会制度的发展。同为法国天主教学者的玛利亚-多米尼克•谢努(Marie-Dominique Chenu)也反对将“12世纪文艺复兴”的出现归因于古典文化的影响。他认为，在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世界观，12世纪欧洲的物质条件、道德标准和知识环境都发生了剧烈变化，过去的成规不再适宜于12世纪的生活，使前所未有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组织在“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层出不穷。在他看来，时代需要，教会的“福音觉醒”与古代理性观念的相互结合，使宗教制度、神学思想乃至政治理论等各个领域都变得更加“人性化”，而这种“人性化”就是真正的“基督教化”。
最后，西方学界对宗教文化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的重心。从20世纪中期以来，关于12世纪宗教领域的研究日益增多。在1989年出版的一份关于“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索引中，涉及宗教领域的研究著作和论文条目超过200条，占整个统计的四分之一，可见宗教研究的迅猛发展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研究的面貌。
在这些强调宗教革新的学者们看来，12世纪历史发展的真正推动者不仅包括传授古典学问的精英学者，更有四散于欧洲并建立多种宗教生活模式的修道士和教士。如德国学者霍斯特•富尔曼(Horst Fuhrmann)所言，11世纪的教会改革运动在许多方面催生了哈斯金斯的“12世纪文艺复兴”。菲罗多也认为，“12世纪文艺复兴”序幕的展开持续了半个世纪，其中1046年的苏特里会议和1095年的克莱蒙会议是重要的时间节点，前者标志着亨利三世终结了教宗并立的乱象，而后者则是乌尔班二世发动十字军东征的开端。11世纪中后期，随着教会与帝国冲突的激化、城镇发展与人口大量流动，原先地方性、区域性的文化活动蔓延到整个西欧基督教世界。即使文化革新的思潮在1150年前后发生了变化，却并没有终结，仍然保持着对革新的开放态度。因此，不能以所谓古典文化复兴的衰落作为“12世纪文艺复兴”走向终结的标志。
研究重心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学者们开始使用“宗教改革”(Reformation)一词来突出12世纪宗教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据笔者阅读所及，布伦达•博尔顿(Brenda Bolton)最早用“宗教改革”来描绘12世纪，强调这一时期宗教组织、新兴修会及其各种思想的形成对中世纪文化的深远影响，认为这场改革的深度与广度都不亚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在对“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宗教革新的研究方面，吉尔斯•康斯坦博(Giles Constable)做出了独特贡献，建立了较为系统的阐释模式。康斯坦博承认，无论是“宗教改革”还是“文艺复兴”，这两个词在描绘12世纪时都缺乏清晰的界定。他之所以使用“宗教改革”一词，是因为宗教方面的革新无疑是12世纪所有“重大变化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并对西欧文明的形塑和发展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在康斯坦博看来，11-12世纪的拉丁基督教世界“几乎在人类思想与活动的各个方面”都经历了一场剧烈、迅猛并带有高度自觉的变化，使这个时期的社会能够容纳多种多样的激烈矛盾。同时，他也认为，灵修精神、默观主义乃至神秘主义等被哈斯金斯所忽视的思想活动更能展现12世纪的乐观主义与个人主义。
三、“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的新趋势
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界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呈现出新趋势。这些变化一方面由于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在实证研究上的深入探索，另一方面是时代思潮和学术热点转移的结果。“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日渐脱离哈斯金斯模式，学者的视野更加广阔，研究方法更为多元，概念界定也日益泛化。
首先，哈斯金斯等学者将中世纪视为现代社会的起源，但这种将中世纪“现代化”的解释模式在20世纪后期迅速发生变化。保罗•弗里德曼(Paul Freedman)和加布里埃尔•斯皮格尔(Gabrielle Spiegel)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语言学转向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中世纪”不再与“现代性”相连。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阐释始终存在着一种“乐观”和“悲观”、“开放性”和“迫害性”两种对立的研究视角，尤其是受到左翼思潮和后殖民理论的影响，学者们更为强调欧洲所谓的“现代性”中对内压迫和对外扩张的特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思潮特别关注边缘群体及其在主流社会所遭受的欺凌。罗伯特•摩尔(R. I. Moore)率先将12世纪的欧洲描述为一个“迫害性社会”(persecuting society)，动摇了长期以来的进步主义叙事模式。摩尔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被广泛视为繁荣昌盛的“12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异端、犹太人、麻风病人和同性恋者会遭受如此残酷的对待？摩尔指出，12世纪的宗教革新和文化创新虽然代表了文明进展的某些方面，却也塑造了日益精密化的法律和政府形式，最终呈现为一种更高效且更具规训力的统治模式。以教士为主体的统治精英阶层获取了更高的文化和更精细的统治策略，并将之施加于整个社会，原先促进欧洲各个地区开放与交流的力量转化为迫害性力量。从罗马教廷到大学，从市镇会议到手工业行会，排他型的基督教社会逐渐形成，代表着文化繁荣的神学、经院哲学、教会法和新教义，最终转化为排斥异己，反对异端并对之进行残酷惩罚的标准。摩尔在《第一次欧洲革命》中进一步指出，之所以“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比“加洛林文艺复兴”等提法得到更多认同，是因为这次文化复兴运动并非由宫廷主导，而是基于整个社会的广泛变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场运动的精神实质是其代表着社会底层的自由和权利，因为学者们往往严重低估了统治阶层的权力集中和社会治理的网络紧密化。在“迫害性社会”的框架基础上，摩尔认为教会领袖与有知识的教士阶层形成了新的精英阶层，他们与长期享有特权的王侯、骑士相互联合，成了整个变革的推动者和真正受益人。从这个角度来看，“12世纪文艺复兴”不是一场单纯的文化运动，而是中古欧洲社会与统治秩序的重构。
其次，在地理范围拓展的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内生动力和外来影响的关系。在哈斯金斯的框架中，西班牙是以法国为中心的拉丁欧洲面向伊斯兰世界的主要窗口，是许多古典知识和思想进入北方的门户。然而，早在10世纪，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就在这片多元文化交融之地被大量翻译和注疏，希腊哲学在这里的“重生”远早于欧洲北部。这里丰富的哲学遗产和科学翻译传统超越了哈斯金斯模式的“文艺复兴”的规模，更不能以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复兴来解释。亚当•J.克斯托(Adam J. Kosto)特别指出，应当将伊比利亚地区视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这里并非西欧文明发展的“殖民地”，也不是阿拉伯学问之原材料“供应商”。这里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学术体系，而在大多数学者关于“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中，伊比利亚地区的学术地位未得到应有重视。此外，学者们还将原先更遭忽视的斯堪的纳维亚和中东欧地区纳入研究视野。但由于传统研究的惯性以及边缘地区文献和学术传承的缺乏，这些研究仍较为粗疏，与“12世纪文艺复兴”的整体模式存在明显断层。
与此相对，也有学者更加关注西欧这一核心地区的独特性。彼得•丁策巴赫(Peter Dinzelbacher)认为，在1050年到1250年欧洲出现了“更高程度的亲社会情感”，相比于文本广泛传播或社会秩序重构，这种心灵秩序的变化才是根本性变革。丁策巴赫在分析中大量使用“变异”(differentiation)、“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祛神圣化”(desacralization)和“心理化”(psychologicalization)等抽象名词，借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解读“12世纪文艺复兴”。简而言之，他的整体论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气候变化和技术进步使有闲阶级得以与乡村经济脱离，他们的经济力量和精力更多用于“文明化进程”。其次，社会变异与分化导致思想与知识上的多样化。最后，这些变化共同推动欧洲心智的发展到了新阶段。由于更强调这场变革的“内生性”，他的解读较为贬低外来文化的影响，认为古希腊和伊斯兰思想的传入对这场欧洲的“内在革命”仅仅起到了间接推动作用。 但无论如何，12 世纪代表着新“轴心时代”，其对当下世界的影响不亚于雅思贝尔斯的“轴心时代”。
最后，学界不再拘泥于这一术语的界定，更注重研究领域的拓展，使“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日益泛化。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对“文艺复兴”概念在历史分期中的演变进行回顾后指出，论证“12世纪文艺复兴”的含义需要从三个角度着手。首先是文艺复兴的本质到底是更强调古典文化的复兴还是更强调时代自身的独特性，是旧事物的再现还是新事物的诞生？其次是文艺复兴涉及的领域，是否只涉及神学、哲学、艺术等上层文化，还是渗透到大众的社会经济生活？最后，12世纪的人们是否明确意识到他们自身正处于一个变革创新的时代。在勒高夫看来，12世纪的文艺复兴既有对古典文化的复兴，更有时代的新创造，在精英文化迅猛发展的同时也渗透到了社会下层，且当时的人们非常清楚他们正处于变革的时代。无论是“加洛林文艺复兴”或“12世纪文艺复兴”，还是“意大利文艺复兴”，都是漫长的中世纪文化所经历的一次次“重生”。
英国学者罗伯特•斯旺森(Robert Swanson)在20世纪末出版了最新的一部《12世纪文艺复兴》，以教科书的形式对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用“12世纪文艺复兴”来描绘一种知识和思想的发展无可厚非，尤其是从知识和文化活力的角度来说，这个概念最适用于阐释神学、哲学和教育结构的发展。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说，放弃这个名词会在历史叙述上形成割裂。为保持历史叙述的连贯性，人们将不得不再造一个新名词以避免断裂感和碎片化。既然“12世纪文艺复兴”已经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且获得广泛认可的名词，为什么一定要将其替换掉呢？斯旺森认为，“文艺复兴”一词具有普遍性，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时期或特定文明，可用来描绘一切文化昌盛的时代。“12世纪的文艺复兴包罗万象，不仅包括古典文学、音乐、艺术等的发展，也包括教会与政府的法律和管理制度的变化，还涉及对犹太人和女性等社会边缘群体的态度的演变。”研究主题的增加和深化，标志着“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拓展，也表明这个概念的使用日益泛化。
尽管如此，一些学者仍明确反对继续使用“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概念。美国学者斯蒂芬•耶格(C. Stephen Jaeger)认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提法在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如今却阻碍了人们对这一时期文化成就的认识。耶格指出，许多12世纪著名人物的思想实际上是11世纪传统的延续，圣维克多的休、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等人也多将自己归于上个时代已经步入衰亡的文化阵营，悲观主义与末世论情绪一直笼罩着12世纪的西欧思想世界。因此，“漫长的11世纪”比“12世纪文艺复兴”更为恰当。约翰•科茨(John D. Cotts)认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不仅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更背负着过重的历史分期包袱，浓厚的历史目的论无助于揭示这个时代的多样性。科茨分别将1095年和1229年作为“漫长的12世纪”的起止点，认为秩序的重建、焦虑的增多和对新模式的容纳三者之间的互动，共同推动了西欧历史的发展。正如其时间框架所表明的，科茨将十字军东征视为这个时代的核心事件，无论是新型社会经济结构，还是前所未有的宗教生活的革新，乃至欧洲的自我认知，都是在十字军东征的背景下展开的。总体而言，科茨更关注这个时期西欧所面临的多元文化和多重挑战的困境，反对“凯旋式”的文艺复兴叙事框架。在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负面影响的批评当中，美国学者彼得•戈德曼(Peter Godman)的态度最为严厉。他将“文艺复兴”一词视为“粗暴而顽固的意识形态”，“人文主义”更是“糊弄人的谎话”，认为这些术语化标签的叠加只能阻碍人们认识12世纪真正的历史价值。
然而，不论是“漫长的11世纪”还是“漫长的12世纪”，无非是时间重心的转移。帕特里克•盖伊(Patrick Geary)精辟地指出，这些学者们在思维模式上与前辈一样，仍然将中世纪视为现代性的摇篮，但他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发生了变化。现代性不再代表着一种积极、正面的进步理想，而是“日趋精巧和严密的极权主义、排斥和迫害的控制机制与意识形态”。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世纪叙事遭遇的挑战并非源于中世纪史研究的进展，而更多来自一些学者对现代主义的根本否定。由此可见，“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深受当下意识形态的影响，如同19世纪的学者深受民族主义影响一样。
结语
“12世纪文艺复兴”的早期研究框架一直以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为参照系，突出古典文化复兴和世俗化，这一趋势在19世纪逐渐加强。在哈斯金斯所建构的模式当中，古典文化复兴和世俗化成为一个不可撼动的阐释。哈斯金斯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诠释距今已近百年，学者们不断完善、调整甚至挑战哈斯金斯模式，产生了大量的思考和研究。从20世纪中叶以来，以萨瑟恩为代表的学者强调人文主义在中世纪盛期的发展；以诺尔斯、康斯坦博为代表的学者则突出“12世纪文艺复兴”中的宗教文化，原先被忽视的宗教思想等因素被纳入研究范围后，有助于使研究更加全面。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到社会思潮和学界风气变化的影响，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进步主义”式解读再度受到挑战，讨论的视野也逐渐超越以法国为中心的西欧，形成了更为多样化的认识。这些对中世纪盛期西欧历史与社会发展的新认知最终使“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日益多样化。
直到21世纪，“12世纪文艺复兴”已经是学界的常用词汇。特别是在欧洲史教学领域，“12世纪文艺复兴”已经同“意大利文艺复兴”一样，成为用于描绘特定历史时期的专有名词。学者们也开始淡化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精确定义，甚至刻意使用“改革”“革命”“危机”“创制”和“转型”等新名词以示区别。无论这些新名词在多大程度上带有“时代错乱”的印记，其意义都是在维系延续性的前提下，强调12世纪欧洲历史演进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迄今为止，尚未有新的解读能完全推翻或取代哈斯金斯所建立的模式。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12世纪文艺复兴”具有开放性和延展性。但在理解和使用这个概念时，应当淡化其“古典化”“世俗化”和“进步主义”色彩，因为12世纪既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时代，更是中古西欧文明建立和社会秩序重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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