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瞰古埃及02——圣经年表捍卫者：商博良

一、抢占象形文高地
    商破仑——商博良十九岁就小有名气，不仅因其背景，还因其有胆识批评前辈，在象形文概念上大胆地与中华象形文搞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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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太年轻气盛，商博良力争在象形文上作大文章，将僧侣体、通俗体与圣书体作硬挂钩。
    实际上圣书体这个几乎专用雕刻的字体也早已“字母化”，这个在讲四种字体关系的段落中还将细说。
    商博良非常清楚，僧侣体、通俗体作为日常用语，必须占领“象形文”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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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造就人
    商博良十九岁就小有名气，不仅因其背景，更因有四拨人为其铺路。
    一拨人是文物贩子，以热门人物命名等方式为所盗文物找销路。
    可能有人认为这第一拨人与商博良无关，但不能否认这个时代造就了商博良这类“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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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拨人很官方，英、法驻埃及领事均身兼文物代理商的角色，为文物通关上下交涉。
    以国家为单位的犯罪，没这类角色很难做到经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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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拨人是文献“生产者”，公然捏造象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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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曾提及的《埃及记叙》竟然断断续续耗费19年时间渐次出版，而且还是古埃及已被毁文物的唯一纪录。看来，文献制高点已牢牢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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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第三拨人中，最有意思的还是“官方”——法国埃及委员会。不知哪根筋被扯动，在原本空白处，捏造黄道十二宫图中的铭文。
    正是因“识读”这“不经意”捏造的铭文，商博良赢得“圣经年表捍卫者”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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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博良甚至也是这第三拨人的一份子。他实地考察发现（捏造铭文）问题后，选择了沉默。
    其实不难理解商博良的沉默，法国埃及委员会捏造铭文后，“认出”铭文的人就是商博良，非常“权威”地平息了（质疑圣经年表）“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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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要迎合教会，又要与中国象形文掰手腕，处于漩涡流中的研究者，究竟承担多大的撕裂感，只有他们自己才知。
    借着探讨宗教意涵和哲学意涵的旗号，古埃及文字热，在古埃及神秘热的大潮中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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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拨人就是是研究者。由于商博良系钦定“研究者”，所以到处都有他的身影。
    从整个剧情看，没有商博良的哥哥这位仕途“研究者”，恐，没有商博良的“声望”。


三、经由“声望”包装的研究者
    阻止了一场挑战圣经的争论算一桩，他自己也颇为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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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博良常给人谦虚谨慎的形象，有成果也不轻易表露。
    但也不能忽视商博良的“进步”，过往商博良坚持的“表意文字”，变成了“表音象形”。且，识读了诸多希腊人、罗马人名字，这类功绩一并包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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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真正的最大贡献者，被弃之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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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圈树敌过多
    在商博良的拥趸眼中，托马斯·杨是商博良的恶意竞争对手。
    这两人的恩怨情仇，在历史的迷雾中很难拨云见日。但，作为对手这个结论不假。
    当商博良鼓动法国政府购进收藏家手中的文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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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杨认为十英镑都不值。
    据说德洛维蒂石碑可与罗塞塔石碑有一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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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商博良有一种说法：为友者比不上为敌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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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在研究圈弄成这种局面。

    首先，薪酬问题处理方式欠妥。
    他人大气，不等于就必欣然接受。至多取两人薪酬3000+750法郎的平均数，或者，仅接受1000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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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自负，在没有任何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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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博良的短板还不少。古埃及语（象形字）战场失利，科普特语研究又落人之后。“嫉妒心强”好似在说他人，也好像在说商博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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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压力下的行为扭曲
    曾教过商博良的法国东方学家，德·萨西写信忠告托马斯·杨：别倾心相告，他会声称是自己率先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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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博良的急躁情绪可以理解。
    一方面心态欠佳，他人一旦有成果，就令商博良非常不快。
    对其情绪的描述往往有：愤愤不平、令其深受打击、很不是滋味、更令其惊恐万分，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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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拿破仑的夙愿是三年，毕竟任务重时间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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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信告诉哥哥：建议不可行，可见，商博良还算是：业内人士。
    显然，没有一套学术性的框架，仅仅呈现破译“成果”，是过不了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