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现代形象的塑造及意义（上）——五个“亚里士多德”

显示全部楼层 · 2024-1-5 16:33:04

本帖最后由盘楚于 2024-3-14 09:05 编辑

托马斯·阿奎那在《亚里士多德十讲》这样开篇：
引文截图01 01每门学科遇到来自亚氏的阻力.png

  一、魔咒封印
  以上引文可以看出西方学者给予“亚里士多德”这个标签足够的重视，并作了“不变应万变”的应对。
  摆明了：
  1.对“亚里士多德”的讨论暂放一放，先揪一揪反驳者灵魂深处的问题。
  2.所有的学科都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留地，想耕种先得放低姿态哟。
  真是涨知识，逻辑学原来可以这样用。好在我对佛教因明学略知一二，用其一点“皮毛”足以应对。
  表面看是一场逻辑战，实际背后是一场心理战。因明学专破斥这类花式诡辩术。
  前人著作无论对错，都是后来者前进的索引，这个没问题。但，如果避开“亚里士多德”理论的解释力讨论问题，骨子里透出“灵魂不朽”的意味。那么，一定要有说法。受文首引文的启发，我们来看看是什么见不得阳光。
  二、五个“亚里士多德”
  1.伪托
  亚里士多德手稿失踪后，在地窖里发现，公元前1世纪经被称为影子“亚里士多德”——安德罗尼柯整理后重见天日。但，有一细节不清楚，亚里士多德海量手稿在一个地窖里发现，还是在不同时间多个地窖里发现。是否有其它作者的手稿一起被发现，总之一句话，这一“发现”的窖藏出土过程如何，安德罗尼柯整理状况，没有人能交代。
  2.诠释
  公元1~2世纪间“亚里士多德”再次玩失踪。公元2世纪阿菲罗蒂西亚的亚历山大以“亚里士多德诠释者”、“亚里士多德第二”的名号出现在历史学的视野中。
  3.传播
  约公元830~930年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中，“亚里士多德”手稿已成为阿拉伯语形式的文本。
引文截图02 02阿维森纳与亚里斯多德化.png

  季羡林的读书笔记摘要提供了与西方“主流”完全不同的发现线索，及翻译出处。

  期间及随后的年代里，穆斯林注释家曾作过至少二轮有价值的诠释，其中，阿维森纳、阿威罗伊（阿维洛伊）最为著名。阿拉伯世界正常的学术思想保护性研究被后世作了惊世骇俗的解读：阿威罗伊主义几乎成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代名词。

  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11卷本）中这样写道：阿威罗伊是个可怕的阿拉伯人，他极力想争夺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领导权。
  伯特兰·罗素在《西方的智慧》这样描述战况：在灵魂不朽的问题上，阿威罗伊派的观点比基督教教义更接近亚里士多德。这预示了对亚里士多德的不利，托马斯致力于把阿威罗伊派的观点从亚里士多德的大本营中驱逐出去。
  虽然不能还原“领导权争夺”的惨烈，但，从阿维森纳的“被迫”；到阿威罗伊的“争夺”；再到托马斯·阿奎那的“驱逐”等陈述，可见学术研究竟有何等风风雨雨。这里所要关注的是，“移译”的恶果开始发酵，导致译本及诠释在更多与更少柏拉图化间摇摆。还要注意的是，怎么会冒出“基督教教义”与所谓科学的源头产生交集，稍后会给出因由。
引文截图03 03阿维森纳与柏拉图化.png

当然，这里也有必要停步于：移译。
引文截图04 04移译.png

  在这段古代素材与西方现代文本混搭的引文出自戴维·林德伯格的《西方科学的起源》中“希腊科学向阿拉伯文的移译” 一节，可知，无论怎样强调胡那恩“翻译”的负责态度，怎么也不能遮蔽，多次意译后翻译者参与“创作”的事实。
  众所周知，补写改写不是我们的传统，中国古文献及相关注释一般是对照排列，严禁混淆，多人注释汇集本中，谁是谁也很清晰。有原文在，怎么可能出现“更多或更少某某化”、“发挥或曲解”之类的话题呢。这类场景的关键词不是“诠释”，而更有可能是“意译”。那么，意译所据的原本何在，可以复盘吗。
  “亚里士多德”文献不仅原本未见——第一次在地窖发现已不知是第几手传抄本。即便是时段相对较晚的阿拉伯语“注释本”也难以谋面，走样无可避免。

  4.驯化
  不久，“亚里士多德”再次迎来了他的春天。阿尔伯特被冠以“基督教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创建者”走进了历史。
  戴维·林德伯格的《西方科学的起源》载
引文截图05 05教化亚氏为基督教服务.png

果然，驯化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人如期而至。那么，“当代人”如何“商定”驯化古人呢——你懂的。
引文截图06 06阿尔伯特补充亚氏.png

  可以注意到，“古希腊”文本的重要写手、阿拉伯世界的诠释者、基督教信徒中的改写者是有称号的，我们没有看到这些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只是以《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形式看到了某种隐形的存在。应当指出的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人是有“驯化”习惯的【参见本人博文《为什么梭伦要补写〈伊利亚特〉》】。

  5.封神
  文首引文的作者托马斯·阿奎那（前文罗素引文曾提及）是位神学家，他的任务是将神学由柏拉图主义转塑为亚里士多德主义，重点无非是意图制造另一部圣经——“亚里士多德”——“圣经第二”，为天主教义攀附“理性”塑造坚不可摧的基石。“亚里士多德”一旦工具化、倾向化、标签化，应用的天地就何等广阔。“亚里士多德”文本不再重要，铺天盖地的各种名号，为西方——特别是“非理性信仰”理性化——确立话语权，为西方文化教条化，寻找到“圣经”般的支撑点。
  阿拉伯注释家则被指责有“发挥或曲解”行为。毫无保留地讲，“亚里士多德”原本即便有，也已被“当代人”污染了。不断的翻译及调整，甚至是补写融入了一代又一代人执念勾兑成不可逆的大杂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