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城邦社会治理的崩溃（中）——海洋文明的帝国主义性质

一、逃荒制度化与人口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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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古希腊理论家与城邦当局都悟出了城邦人口上下限对城邦生存的影响，从理论、实践上双双出手，助推人口潮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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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公元前500年后，在逃荒时段范围以外，古希腊进入一个稳定期，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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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的观点，公元前500年左右，雅典找到了帝国主义的方法，“不断进口奴隶或希腊不够繁荣的部分的移民”动态调节人力资源，城邦制度化“逃荒”已转为对口“殖民”，如：斯巴达对口塔兰托，希拉库萨对口科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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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本土之外的定居点，成为人口潮汐的缓冲区。当然，非洲落后地区也因黑奴贸易而成为人口缓冲区。

二、海洋模式战胜大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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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毕竟雅典控制周边范围出不了爱琴海，陆上也不过一天路程。这种与它乡殖民地的关系，被聪明的雅典人复制到与其它城邦的关系中。尽管提洛同盟是与斯巴达角力所迫，但也是美国式区域分工的需要，也更是搜刮四百多个保护费提交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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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所谓海洋文明是伪概念，海洋文明与“海洋”无关，与载具的补给荷载相关，因其（后勤物质搭载）交通方式的便利条件，所控制的范围有关。雅典海洋模式胜过斯巴达大陆模式好像也是一种必然。

三、帝国主义的特点
  首先是，同盟条约内的盟主与它国地位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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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人为设置贸易障碍。也就是说，所谓海洋文明与商贸的联系是必然，与自由贸易的联系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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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是，阶层关系强烈，族群关系淡漠。
  回观引文07~09
  从城邦内部看，金字塔结构就是为自己准备的坟墓。
  回观引文14
  从海外关系看，“大希腊”城邦不曾共同作战，因为对于塔兰托而言不过是斯巴达的流放地，对于锡拉库萨而言不多是科林斯的逃荒终点，当然不可能有“大希腊”主体意识。也就是说，作为“希腊化”的前身，“大希腊”不过是主观包装而来的概念，而非历史事实。
  最后是，干涉盟友内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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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帝国同盟与大一统的差别
  与中华文化圈的大禹治水、天下共主、郡县一统等历史脉络相比较，差别很明显。
  据此前分析，海洋文明与商贸的结合，不过是因本地资源匮乏不得已选择，或对本地资源开发，缺乏有效的社会动员能力的必选项。
  向大自然索要收成无果，吸取周边资源即为常态。人口潮汐也好，攻守同盟也罢，不过是搜刮“环境”资源的表象。
  帝国主义的总特征是：天下一体的自然资源观、为人口温饱兜底，不可能成为其社会治理的内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