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西方思想学术霸权的形成、支配机制及其反抗者

西方思想学术霸权的形成、支配机制及其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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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

摘要：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以暴力构建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以各种机制控制、支配广大非西方世界，包括建立并维护思想学术霸权。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三世界一直在此霸权笼罩之下，致使其相当部分的思想学术具有依附性，构成“外围化现代思想学术”,形式上是现代的，实质上却与现实严重脱节，无助于解决本民族、国家的根本问题。不过，在西方内部和广大非西方世界一直存在着反抗这种霸权、努力维护或构建思想和政治自主性的努力，包括各历史性文明的传统宗教、后发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以及最为重要也最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其本土化产物。

关键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学术帝国主义 依附性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再三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害是自主。自主是针对依附而言的，自19世纪末以来，这种依附常见于非西方民族、国家，这是由现代世界的结构性特征所决定的。

    区别于古代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现代思想学术变成世界性的了，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但是，这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不是“平”的，而有明显的支配性等级结构：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以暴力构建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通过各种机制控制、支配广大非西方世界，包括建立并竭力维护西方思想学术的世界霸权，其最新版本是美国的思想学术帝国主义。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一直在此霸权笼罩之下，以致相当部分思想学术具有依附性，构成“外围化现代思想学术”。

    当然，在此历史时期，也有多股强大的反抗性力量起而抵御西方思想学术霸权，维护本民族思想、政治、文明的自主性。因此，自主性与依附性之间的斗争是中国、世界现代思想学术史的基本主题。这些自主性力量推动了广大非西方世界的发展。到今天，西方的军事、政治、经济霸权正在丧失，其思想学术也陷入全面危机。打破西方思想学术霸权、发展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重建普遍性思想学术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

    本文拟运用唯物史观简单回顾西方思想学术帝国主义的形成过程，分析其支配机制，进而揭示反抗西方思想学术霸权，寻求思想和政治自主性的努力，这亦是我们今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出发点。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一、西方现代学术的形成与其两面性

    西方学术帝国主义（intellectual imperialism）①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是其现代帝国主义的重要维度。

    百余年来西方学界构建的世界历史叙事尤其是思想史叙事给人留下如下印象：早自1500年起，西方就已崛起，成为领先性、支配性文明，相应地，从那时起，西方的思想学术就是现代的。然而略加考察即可发现，这种说法有悖事实，不过是霸权者美化自身历史的修辞术。
    唯物史观为思想学术之历史变迁的讨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②循此考察历史即可发现，迟至19世纪上半期，世界知识格局依然是分立的、多元的，当然也是前现代的。
    蒙古大征服扫荡了欧亚大陆的中古政治秩序，在其废墟上涌现出一批晚期古代——亦可谓之早期现代——大一统政治体：明清中国，尊奉伊斯兰教的印度莫卧儿帝国、波斯萨菲王朝（以及后来的恺加王朝）、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以及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帝国。这几个政治共同体都有相当广阔的疆域和广泛的地区影响力，自成一个世界；都扎根于自身悠久的宗教和深厚的学术传统，其历史性思想学术得以发育、成熟、定型，构成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传统”。
    与此平行，在欧亚大陆西部，西欧（从地理上说也包括中欧的德意志地区）也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而在宗教、思想领域经历了突破性发展。但横向比较即可发现，这种发展带有明显“补课”性质：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文明大幅度倒退，进入启蒙哲人所说的“黑暗时代”。直到蒙古冲击后，各种因素促成西欧的宗教改革，世俗王权得到解放，进行现代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完成这一历史环节。
    不过，西欧的现代国家构建确有独特之处：西班牙、葡萄牙贸易远征队进入印度洋后发现欧亚大陆中、东部的早期现代国家力量强大，自己的军事、经济、宗教竞争力低下，转而征服美洲。美洲最终被完全征服并实现了一次人口和文明的全面替换，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点让西欧走上了与欧亚大陆其他早期现代文明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英法等国在美洲均有面积广大的殖民地，与本土形成跨洋的产业分工体系和相应的远距离贸易体系，商业资本主义由此逐渐发展；宗主国禁止殖民地发展工业，美洲对制成品的需求又带动了工场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两者都以暴力为基础，由此形成的现代资本主义可谓之“战争资本主义”。③在大西洋世界中积累起来的资本拥有强大力量，而刚刚兴起的王权相对弱小，两者讨价还价，资本逐渐取得政治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政府，这就形成了西欧的资产阶级国家。
    西欧早期现代宗教和哲学就形成于资本主义、现代国家与美洲殖民帝国协同演进的历史进程之中。因各方面变化剧烈，故而哲人受到猛烈刺激，视野打开，新见迭出。霍布斯、洛克、卢梭的自然状态—社会契约论，笛卡尔、莱布尼茨的哲学、法国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都极富创造性——其中很多思想受到了征服、殖民的启发。这些思想主要以哲学方式呈现，借用列宁在《怎么办》中描述政党组织形态的用词，其知识生产方式仍是“手工业方式”，④从效应上看，这些早期现代思想对本国的历史进程影响很小，更无从影响欧亚大陆其他文明。因而，早期现代西欧的哲学思想只是西欧的而不是世界的，其在思想史中的崇高地位只是一种事后的历史构建。
    真正把西欧带入现代状态的是工业革命和现代帝国主义，西欧现代思想学术也形成于两者所构建的宏观政治经济框架中。工业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制最初成熟于英国，随后扩散到西欧、北美；进入20世纪，美国完成工业化，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中心和实力最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二战以后，西方现代思想学术的知识生产中心转移到美国。中心的空间转移并没有改变上述两大基本物质条件，它们持续地塑造了现代西方思想学术的基本取向、方法和结构。
    首先，现代西方思想学术是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观念反映。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在1770—1830年间，社会各领域随之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大规模城市化，中产阶级日趋壮大，快速交通工具、现代基础设施涌现，教育规模扩大，大众媒体兴起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更进一步，到19世纪中期，选举权有所开放，现代政党形成，组织起日益扩大的选民参加竞争性选举。可见，现代社会的价值、制度和物质便利都是工业化的产物。正是这样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催生了严格意义上的西欧现代思想学术。
    从价值上说，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发育催生了三种现代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其中，自由主义契合资产阶级和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自由主义社会科学就成为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⑤英式自由主义在美国特殊的历史、社会环境中发展为美式个人主义，进一步突出了个体的绝对性，解构了国家，走向社会和市场迷信。
    从结构上看，现代学术的主体不再是哲学而是社会科学。相比于古代社会和早期现代社会，工业化社会分工细密，结构复杂，各种事务日趋专业化。对一个国家而言，市场、政府、社会三个领域最为重要、也最为复杂，相应地形成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三门学科，这是现代社会科学之骨干。⑥与自由价值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现代社会科学以权利和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为其中心议题。在美国，权利政治进一步发展为身份政治，过去几十年的美式社会科学就以此作为主要研究议题，并影响了全世界。
    从生态上看，西方现代学术生产方式超越手工业方式，进化为大工业化生产方式：社会科学有相对稳定的预设和研究方法，有助于学术研究的内生发展；大学规模扩大，教学、学术日益专业化，有助于学术再生产；生产剩余增加，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可以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大学和学术研究；学术组织、学术刊物、出版、政策性研究等领域日益制度化，有助于学术发挥其社会功能。凡此种种技术、制度大幅提高了现代学术的生产效率，各学科迅速体系化并快速迭代，新学说层出不穷。美国人发明了批量化流水线生活模式，美式社会科学同样发明了高度技术化的知识流水线生产方式，通过相对大众化的大学，成批量地生产学者、论文和政策研究报告。
    其次，现代西方思想学术也是现代帝国主义实践及其所构造之世界结构的观念反映。英国初步完成工业化之后，将征服重点转向欧亚大陆的历史性国家，包括发动鸦片战争、完全殖民印度等，从中获取巨大的现代帝国主义红利，除了直接掠夺，更进行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完成工业化的欧美其他国家也卷入瓜分世界的狂潮中，到19世纪后期，欧美列强共同支配广阔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一帝国主义实践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现代思想学术，至少有三种理念弥散其中。
    第一，西方中心论。西方思想学术基本以西方事实为基准发展理论，只是一种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地方性现代知识体系。比如，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对其他国家享有绝对技术、产业、金融优势，于是，英国现代经济学大力倡导国际分工、自由贸易、经济开放。对于前工业化国家而言，这种理论是没有适用性的。但凭借其现代性和世界支配地位，它宣称自己天然具有绝对普遍性。
    第二，种族主义底色的文明等级论。历史上，由于长期处在分裂状态，西欧社会本来就有比较严重的种族意识，到帝国主义时代，进一步发展为覆盖全球的文明等级论观念，有些是赤裸裸的，比如把世界各民族划分为文明人、半文明人、野蛮人；有些是比较隐晦的，比如黑格尔构建的哲学、宗教历史发展图景，韦伯构建的宗教理论；“美国例外论”是美式社会科学的价值基础，⑦其实是一种清教种族主义的文明等级论信念。
    第三，自由帝国主义。自由主义具有普遍主义精神，但西方自由主义者普遍接受了文明的种族等级论，认定西方文明民族负有教化未开化的非西方野蛮民族的责任，强迫后者过上现代生活，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19世纪英、法自由主义者普遍都是“自由帝国主义者”；⑧西方在后冷战时期奉行的“人权高于主权”，是自由帝国主义的翻版；当代欧美自由主义者普遍希望美国成为自由主义帝国，维护所谓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总之，西方现代思想学术是工业化和现代帝国主义的观念产物，其价值和构成是高度复杂的，对于广大的非西方世界来说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西方已经工业化，拥有坚船利炮；后发者遭遇压力或失败，必然寻求富强；为此，必须了解西方富强之秘密，并积极学习之、模仿之。自19世纪中期以来，广大非西方世界陆续大规模学习、引入西方思想学术，局部甚至全部替代自己固有的教育和学术体系，建立现代教育、学术体系，由此对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价值、制度、政策增进了解，从而确定现代国家构建的基本方向。
    另一方面，西方思想学术与后发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之间存在双重错位，首先是“工业化之时”的错位：西方现代思想学术形成于英国、美国已经初步完成工业化之后，以利益、权利的分配为中心议题，而后发者处在前工业化阶段，其所面临的根本历史任务是推进工业化，西方思想学术对此却少有研究；其次是“体系之位”的错位：西方处在世界体系的支配位置上，其现代思想是帝国主义的观念反映，而后发民族、国家是帝国主义征服、压迫的对象，处在被支配位置上，其所面临的根本历史任务是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也就是说，后发者与西方的处境近乎相反，形成于西方的思想学术不大可能满足其实现民族独立、国家构建、推动国家整合和工业化发展的需求。后发者如果对此双重错位缺乏清醒认识，盲目照搬西方理论，必然陷入教条主义泥潭。教条主义的基本推理如下：西方是现代的；西方思想学术反映了现代社会的价值、制度和运转逻辑；移植西方理论并进行本土实践，就可实现本国的现代化。看似完美的推理链条却忽略了一个根本前提：世界不是平的。
    更进一步说，思想学术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从来是权力的一种重要来源，即“意识形态权力”。欧美列强为维护其全球支配地位、进行世界规模的剥削，始终有意识地对外推销自己的思想学术；尤其是美国统治精英，基于清教原教旨主义的传教狂热，在其国家强大之后致力于运用各种机制，把非西方世界的思想学术“外围化”。

①Syed Hussein Alatas, "Intellectual Imperialism: Definition, Traits, and Problems",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28, No.1, 2000, pp.23-24.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592页。

③参见［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徐轶杰、杨燕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

④《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2页。

⑤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4卷，吴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⑥参见［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4页。

⑦参见［美］多萝西·罗斯：《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王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41-51页。

⑧参见［美］珍妮弗·皮茨：《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金毅、许鸿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二、不平等的世界学术体系：西方的霸权与非西方世界的外围化

自19世纪中期以来，整个世界逐渐卷入一个等级性、支配性的学术世界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①列宁则指出了“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②在帝国主义时代，阶级论的知识社会学命题可以转化为民族论的知识社会学命题: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内含一个同样不平等的思想学术的世界体系，欧美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是支配者，广大非西方世界则被“外围化”，形成“外围化现代思想学术”。

    西欧各国通过征服美洲构建了大西洋世界体系，其中存在中心、半中心—半边缘、边缘（外围）三个地带，居于中心地带的西欧各国运用各种机制，系统地剥削半边缘、边缘地带，从而形成现代资本主义。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体系持续扩张，覆盖全球所有民族、国家，非西方世界的经济被“外围化”，形成“外围资本主义（peripheral capitalism）”社会形态。③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是全方位的，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机制。在思想学术领域，西方国家尤其是意识形态帝国主义倾向十分强烈的美国，有意识地推动其思想学术进入各民族、国家，形成了一个覆盖所有民族、国家的等级性思想学术支配体系。葛兰西曾讨论过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文化霸权”，但在帝国主义时代，文化霸权首先存在于世界层面；非西方国家内部的文化霸权必然借助外部即西方文化霸权之体系化力量，实际上通常是由后者培植、支援，由此形成强大力量，对内部各种抗衡性力量拥有压倒优势。因此，过去一百多年来世界思想学术演变之大趋势就是非西方世界在思想学术领域逐渐被外围化，形成“外围化现代思想学术”。
    外围化是指西方国家的各种组织——既包括政府，也包括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凭借资源优势，向非西方世界扩展自己的思想学术，把后者纳入不平等的全球思想、学术、观念分工体系之中，进行学术剥削，尤其是从思想上、精神上支配、驯化非西方世界，为自己进行政治操纵、进而进行经济剥削创造有利的思想文化条件。西方的外围化与非西方世界的主动学习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的动机是支配、操纵和剥削；后者的动机是自强、自立，有些做法固然可能在客观上造成外围化的后果，但也完全有可能保持自主性、摆脱依附性。
    最明显也最野蛮的外围化机制是西方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运用其优势暴力所带来的政治权力，强迫非西方民族接受其宗教或学术。最常见的外围化机制是西方国家利用其绝对的资源优势，吸纳、驯化非西方世界的思想学术组织、人士及活动。
    西方主流思想学术的价值、理论、话语内在地具有驯化能力，尤其是自由主义。它是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非西方世界的民众接受后往往对西方社会建制产生精神认同、政治认同，从根本上反对自主性，认定惟有依附，才能通往现代文明。从价值上说，自由主义把个人自由放在崇高位置，解构民族、国家、文明、传统，消解了保持自主性之必要性和可能性。从效果上看，经济自由主义推动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为中心国家资本的长驱直入与广泛控制创造便利条件；政治自由主义推动西式民主化，为中心国家政治势力的深度介入与任意操纵创造便利条件。
    从学科上看，美式社会科学中的发展研究——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现代化理论，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外围化目的。这些学科旨在抵御二战以后席卷全球的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潮流，引领刚刚独立建国的非西方国家转向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道路。最为典型的是，发展经济学代表人物罗斯托的著作《经济增长的阶段》的副标题就是《非共产党宣言》，明确表达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用意，④倡导非西方世界接受、实践这种理论，走上外围资本主义道路。
    内在于西方思想学术中的文明等级论、西方中心论、自由帝国主义同样具有广泛而强大的驯化能力。二战以后，美国社会学界将韦伯的理论推为显学，因为其所发明的清教理性、清教资本主义等学说论证了西方尤其是清教文明走向现代及非西方世界永久停留在前现代状态之文明的必然性。非西方世界学术界若接受这类文明等级论，便会神化西方文明，反身否定自身文明。如日本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梁启超《新民说》都多少接受了种族主义的文明等级论，甚至认定西方的侵略、支配是具有正当性的，由此开启了中、日两国的全盘西化观念狂潮。⑤
    总之，外有欧美国家的强势推销、支配、操纵，内有丧失文明自信心和政治自主性的思想学术界之有意无意配合，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或发展中国家的思想学术活动普遍被纳入等级性思想学术世界体系之中，唯西方马首是瞻，服务于西方的意识形态目标或政治经济利益，就形成了外围化现代思想学术。
    外围化的现代思想学术是依附性的，这种依附是全面的，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七个方面:理念的依附，理念媒介的依附，教育技术的依附，研究与教学资助的依附，教育投资的依附，第三世界社会科学家依赖于西方对其技巧的需求，以及认可的依附。⑥学术依附的最大问题是，非西方世界的思想学术界普遍形成“被俘获的心智”，⑦热衷于为他人作嫁衣裳，忙于介绍西方思想学术，充当学术掮客；所谓的研究盲从西方范式，把中心地带设定的学术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议题；即便研究本国问题，通常也只是用本国事实验证西方理论。由此，非西方与西方之间形成了不平等的学术分工格局。最为严重的是，外围化思想学术经常脱离本国的紧迫和根本问题，无益于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甚至可能成为破坏性力量。⑧
    当代中国学院学术在相当程度上也存在这种结构性扭曲:在学科范式上，移植美式社会科学；在学术职位录用上，“海归”优先于“土鳖”；在学术发表上，英文高贵于中文；在学术交流上，海外学者隆重于国内学者。方法最为时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却常无视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与改革进程，热衷于介绍美式社会科学方法，以中国事实验证美国理论；更有不少研究基于美式理论认定中国的价值和制度不是“现代”的，需要“转型”。
    外围化思想学术是去结构化、非自我中心性的。欧亚大陆上的历史性国家均有其相对完整的宗教、学术传统，比如中国的传统四部之学是一个完整、自足的体系，它又通过蒙学教化普通民众，这一内在融贯的学术—教化体系把整个国家凝聚成为一个有机的精神—政治共同体。外围资本主义导致非西方经济的去结构化，相应地，西方思想学术楔入非西方世界，也造成其精神世界的去结构化。
    去结构化、非自我中心性的严重结果是，整个民族或国家的思想学术活动不成体系，在诸多根本性问题上存在无法调和的对立。思想学术界缺乏基本思想共识和共同学术话语，研究方法及议题冲突，难以协作式地研究本民族、本国的根本问题。由此，在精神层面上，民族、国家丧失整体性，在现代世界中找不到稳定的方向，陷入无法调和的思想斗争，甚至转化为激烈的政治对抗。在众多发展中国家，接受西方思想观念的少数城市买办资产阶级、依附性的中产阶级与坚守本土宗教的乡镇人口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国家陷入周期性动荡之中，无法实现最基本的国家整合。
    从绩效上看，外围化思想学术呈现出明显的“有增长无发展”状态。这是依附论者描述外围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概念，亦可用来描述外围化思想学术的绩效。过去一百多年来尤其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学术生产活动增长很快，既有内生性的，也有相当部分是外生性的，由西方理论的输入所推动，由此展开的研究缺乏自身独立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也少有内在连贯的逻辑。这两部分研究处在割裂状态，导致整个中国学界难以形成自己的学科范式，也就无法进行有机的学术创造和积累。
    不过，到了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打破外围化机制、超越外围化思想学术、进行自主创造的可能性。归根到底，西方的思想学术霸权是以其军事、经济霸权为基础的；美式社会科学之所以几乎支配全球，并非缘于其科学性，而是因为美国拥有可以覆盖全球的军事、技术、经济优势。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化运转的逻辑内置了自我毁灭的机制，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转折点，美国走上国家衰败之路。国家衰败必然导致其思想学术生产体系的混乱、衰败。另一方面，中国以社会主义道路初步实现现代化，从根本上挑战了美式社会科学的预设、方法和结论。美式社会科学面临双重失灵:既不能解释中国的发展，也不能为美国提出解决国家衰败的方案。美国学界关于美国、中国、世界的看法、理论日益失灵甚至荒诞，丧失了说服力和权威性，产生全面范式危机。
    显然，世界思想学术领域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西方思想学术霸权正在萎缩，非西方思想学术界完全有条件突破西方的支配、驯化，构建自主的理论、知识和话语体系。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 565 页。

③参见［阿根廷］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苏振兴、袁兴昌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④［美］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郭熙保、王松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参见梁启超：《新民说》第四节《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989-4993页。

⑥Syed Farid Alatas, "Political Economie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On and Around Academic Dependency",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Vol.35, No.1, 2022, pp.14-23.

⑦Syed Hussein Alatas, "The Captive Mind in Development Studies (Part 1)",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Vol.24, No.1, 1972, pp.9-25; "The Captive Mind in Development Studies (Part 2)",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Vol.26, No.4, 1974, pp.691-700.

⑧Syed Farid Alatas, "Academic Dependency and the Global Division of Labour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urrent Sociology, Vol.51, No.6, 2003, pp.599-613.

三、为精神自主而奋斗：学术帝国主义的反抗

    相比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民族与殖民地理论所隐含的世界政治体系理论阐明了体系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树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世界历史主体地位。①以此视角考察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世界思想学术史可以发现，在西方内部和广大非西方世界，一直存在着反抗西方学术帝国主义、努力维护或构建民族的思想和政治自主性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这些努力就是我们今天构建自主的、更为普遍的思想学术体系的资源。
    第一种反抗性力量是非西方世界的传统宗教、学术，面对西方的文化扩张，起而维护文明的尊严和思想学术的自主性。
    欧亚大陆各历史性国家均有比较发达的文明，以传统宗教为内核，另有一个传统的学术和教育体系。西方文明与其坚船利炮共入，强势传播，传统文明起而自我保护，在自由主义构建的现代化历史叙事中，这种努力被贴上“保守”“落后”的标签，但就效果而言，这种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抗衡了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守护了本民族思想学术的独立性，为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在思想学术上确立自主性提供了文化和社会土壤。事实上，在现代历史上，伊斯兰教、东正教、拉美天主教等古老宗教传统都有很多重大的思想创造，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催生了带有本土化色彩的重要现代思想学术，比如俄罗斯的斯拉夫主义、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印度甘地、尼赫鲁的思想等。
    中国同样内生了本土反抗性力量。面对西方文化的涌入，晚清士大夫的主流应对方案是张之洞系统阐述之“中体西用”，它有效地抵抗了西方宗教、思想的全面支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更是促使学界开始怀疑西方思想文化的普遍性，另寻现代国家构建之新路，由此形成两种重大思想转向：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转向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梁启超、张君劢、梁漱溟等人转回中国文化，发展现代新儒学，另有大量知识分子倡导与之同属一个家族的各种本土化主张。它们与自由主义进行了多次思想、文化斗争，坚持中国思想学术的自主性。其中一些人流入港台，形成港台新儒学，在文化殖民地、半殖民地坚守中国儒学传统，同样具有重要思想和政治价值。
    第二种反抗性力量出现在后发的资本主义民族，李斯特创造的德国政治经济学理论最为典型。
    在李斯特生活的时代，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相对于其他国家有明显技术、经济优势，据此在实践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在思想上树立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流意识形态。英国的强势地位推动这一理论广泛流行于西欧各国，包括德意志地区，形成了自由主义经济学霸权。李斯特切身感受到在他所效力的德国工商业协会内部，“所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从业员，所有报纸编辑，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作家，都受到了世界主义学派的熏染和陶冶”；而“他们的后援是英国势力，是在德国口岸和商业城市那些经营英国商品的商人”。②李斯特清醒地认识到德意志民族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工业化，截然有别于同时期的英国，基于这一判断，他打破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光环，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学范式——可称为后发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学。这种自主的思想学术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德国建立了不同于英美盎格鲁模式的资本主义莱茵模式。
    可见，在西方内部，在不同时期，同样存在一个支配性结构，霸主与非霸主国家之间的处境、利益存在重大差异，思想学术上也存在明显分野：霸主国竭力维护自由主义社会科学的学术霸权，非霸主民族、国家必然对此进行一定程度的抵抗。法德思想学术界对英美思想学术霸权始终啧有烦言，也始终有人努力维护自身的思想学术自主性。
    第三种反抗性力量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尤其是其中国化思想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西方工业化资本主义既催生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护教学，接受者普遍成为西方思想和政治的依附者；但也从内部生发了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性剥削机制，论述了其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指明其替代方案，相对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支配体系，它内在地具有自主性，俄国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正是凭借马克思主义构建了思想和政治的自主性。
    俄国在19世纪上半期还是欧洲强国，但在西欧完成工业化之后则相对落后了，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之后，被迫进行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其经济逐渐外围化。俄国的世界体系之地位与西欧（以及美国）出现明显差异。列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提出了双重自主性主张：首先，俄国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发展，必须对自由主义保持自主性；其次，俄国也不能走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革命道路。据此，列宁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命题：“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应当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这还意味着在年轻的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③基于这一认识，列宁进行了一系列思想和政治创造：发展无产阶级政党理论，超越西欧社会民主党模式，创建先锋队政党模式；发展帝国主义、殖民地理论与民族自决权理论；提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命题与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理论，预言俄国可以率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凡此种种理论创造构成了列宁主义，在第二国际内树立了俄国党的理论和政治自主性。这遭到第二国际主流的批判攻击，两者最终在思想和政治上彻底决裂，列宁另行组建共产国际。但历史证明，列宁主义是契合俄国实际的，俄国通过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
    中国共产党同样通过确立理论自主性，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发现和解决了现代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被纳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成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进而通过工业化实现国家富强。但是，并不是每种看似现代的思想学术流派都有能力准确判断中国的处境并有效解决上述根本问题，比如，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严复系统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学术，《天演论》介绍社会达尔文主义，《群学肄言》《国富论》《论自由》（《群己权界论》）分别介绍英国自由主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这些思想的确有助于中国人打开视野、认识现代世界，但其所提供的现代国家构建方案却接近于“屠龙之术”。清末、民初的变革总体上正是沿着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方向展开的，不仅未能有效解决中国的问题，反而加深了半殖民地化。
    一战及战后，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化引发中国思想界的根本分化：西欧衰落，美国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霸主，倡导建立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胡适所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在思想和政治上依附美国，鼓吹全盘西化——实为美国化。另有两种思潮摆脱了对西方、美国的思想和政治依附，寻求自主：一种是现代新儒学，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也由此建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共产国际建立的革命的世界体系之中，初期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的影响较深，在思想上、政治上出现了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延安时期，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最终形成毛泽东思想，在革命的世界体系中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主性，进而确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自主性。凭借这种全面的自主性，中国共产党顺利完成了中国现代根本历史任务的上半部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④
    革命取得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寻求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在这七十年中，同样面临外部理论和政治的体系化压力，至少经历了三次较为严峻的考验。第一次，鉴于此前一百年向西方学习而失败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做出“一边倒”战略决策，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加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但仍不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存在依附美国的倾向，毛泽东为此专门写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多篇文章，批评其依附性，进而通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院系调整、解散教会大学等举措，全面推动思想学术的去美国化。第二次，采取“一边倒”战略后，中国模仿苏联模式推进工业化，相应地在思想学术上也全面苏联化。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转而与苏联的霸权主义进行斗争，维护思想和政治上的自主性。第三次，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强化了在全球的意识形态攻势，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学术席卷全球，党内、国内陷入思想混乱，学院学术逐渐美国化，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中国初步实现了现代化。⑤
    可见，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位一体的世界性支配力量确实是十分强大的，但并不能做到全面控制。面对这种霸权，历史性国家的宗教、文明传统是具备抵御能力的，这是保持文明自主性的重要前提。但中国经验表明，要想更进一步实现自主发展，还需要借用世界性资源。唯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处在边缘地带的后发民族才能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的世界剥削机制；唯有通过列宁主义，遭受世界性压迫、剥削的民族才能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确立反帝的目标，构建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发展的政治组织。但是，思想自主性也要求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本土化的创造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和建设成功的思想法宝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以上构建思想学术自主性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构建、发展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就是，会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传统思想学术，贯通中国五千年历史与现代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革命、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熔铸新概念、提出新命题、构建新理论。

①参见姚中秋：《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基于对列宁帝国主义、殖民地理论的重述》，《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②［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熙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页。

③《列宁选集》第1卷，第312页。

④参见姚中秋：《世界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⑤参见姚中秋：《中国与世界体系的两轮脱钩—重新挂钩：以自主发展为中心》，《世界政治研究》2021年第2辑。

结语

    19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思想学术是一体化的，但也是不平等的:西方工业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竭力构建和维护其思想学术霸权，这是其支配世界的一个重要机制；但在西方内部、在广大非西方世界，多种传统的、现代的力量起而抵御、反抗这种霸权。世界现代思想学术的历史是一部复杂、激烈的斗争史，西方学者构建了一幅西方思想学术一统天下的历史叙事，遮蔽了反抗者的声音，这是需要重新书写的。
    斗争推动了世界与各国思想学术的发展变化，大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反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自主性思想的力量在曲折中上升。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实践成功，从根本上改变了思想学术的世界格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①突破西方思想学术霸权、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条件已经成熟。
这一思想学术的自主创造事业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西方主导权的流失，使得世界思想学术界进入“空位期”，曾与中国有相同命运的众多民族、国家期待中国提供另一种世界性知识体系。因此，今天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须有世界意识，以构建新的普遍的知识体系为目标。自主只是意味着摆脱西方的思想学术霸权而非走向中国特殊论；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在中国构建一种更为普遍化的知识体系，它将以平等为基本价值，以发展为中心议题，助力世界多数国家、地区找到更为有效的发展路径。
    为此，今天的中国思想学术界除了自主地研究中国之外，还须以新的视角，即超越西方中心论的中国视角、第三世界视角，重新研究整个世界及其历史:对欧亚大陆上的古代文明及其现代发展历程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独立建国、寻求发展的历史进行全面研究；当然还要破除各种神话，对西方历史尤其是其近代兴起、支配、衰落的历史及其思想演化进行重新研究。基于更为完整的事实，才有可能发展出更为普遍的理论体系。
    在这里，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至关重要的。确立中国思想学术之自主性，不是为了走向自我封闭的民族主义或中国现代化特殊论，而是为了超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等级性普遍主义，走向平等共享的普遍主义，其精神基础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普遍主义所统摄之天下一家情怀。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 63-64 页。